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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人生·爱情


□ 邓 刚
文学·人生·爱情
邓 刚


  邓刚 著名作家、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著有长篇小说《白海参》《曲里拐弯》《山狼海贼》等;中短篇小说《迷人的海》《龙兵过》《闯荡俄罗斯》等;散文随笔集《邓刚海味馆》《邓刚幽默》等,共约五百万字。多部作品被搬上银幕和屏幕。短篇小说《阵痛》获一九八三年全国短篇小说奖,中篇小说《迷人的海》获一九八三年~一九八四年全国中篇小说奖。长篇小说《曲里拐弯》获首届东北文学奖。
  
  今天讲座的题目是文学、人生与爱情。讲文学还算可以,我毕竟写过不少小说;讲人生也有话说,因为我活了大半辈子,喜怒哀乐太多太多;但讲爱情——大家看看我这个绿林好汉般的形象,还能讲什么爱情啊?其实你们错了,在爱情上我是高手。当然,对付今天的爱情,我这个高手大概就不太高了。
  坦率地说,我对所有经济发达的城市都是既羡慕又憎恨。我个人认为,越有钱似乎就越没有文化,无论看一个城市还是一个人,都是当今常见的事实。所以当看到竟然有这么多人来听小说家的讲座,就非常地震惊。我们不吃饭能饿死,不喝水能渴死,不看小说能死吗?没有哪个人因为不看小说而致死。小说与人的生存没有实际的关系,但小说——文学为什么还要存在呢?有一个哲学家说:凡是有用的东西都不神圣。我们屁股下坐的椅子有用,你不能说椅子神圣;我们穿的皮鞋有用,但也不能说皮鞋神圣;公园里面的雕塑没有什么实际用处,但是雕塑却让我们感到神圣。所以我们说,没什么实际用处的文学反倒神圣。
  文学尽管神圣,但是在大多数人眼中却没啥了不起,甚至压根就瞧不起。我写了一个小说,改编成电影叫《站直啰,别趴下》,著名相声演员冯巩因为演这个电影获了全国大奖。所以他非常感谢我,就领着老婆、孩子千里迢迢从北京来大连看我。我和冯巩在大街上走,所有的人都围上来,瞪着惊奇的大眼睛看冯巩,一下子就把我挤到一边去了。尤其是女孩子们,疯得更厉害,要照相要签字,没有本本就要冯巩往她的衬衫和裙子上签。那种发了疯般的崇拜,令我又气又恨又羡慕。冯巩心很细,看到我的尴尬,就觉得对不住我,他拼命地向围着他的粉丝们说:那是作家邓老师。但粉丝们全都听不见,即使听见了也毫无感觉。 他们完全像气功信徒见了气功大师,魂魄全定住了。有一个女孩子没有挤进去,站在人群外面焦急,看冯巩用手直指我,她也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就问我:你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保镖。她说明星演员挣大钱呀,我说当然了,没钱怎么能雇我这样健壮的保镖呢?她笑起来,我也稀里糊涂地笑起来。但心下悻悻地想,都是些不读书不看报的低层次崇拜者!但事实却又打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在与冯巩相聚的几天中,有不少粉丝是高级知识分子,还有几个大学教授呢。他们对明星演员的赞颂之词更动听悦耳。我突然地悟到演艺界的魅力与威力,文学的寂寞和可怜。但不管怎么可怜,我还是爱好文学,因为被人如此崇拜的明星演员都跑来感谢我,说明文学还是有魅力的。
  要讲文学,必须讲文学营养的问题。什么是文学营养,就是指一个作家的阅读内容。生活营养决定一个作家写什么,文学营养决定一个作家怎么写。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宏观中国作家创作轨迹,你会发现一茬萝卜,一茬地瓜。从充满使命感的作品——写时代,写政治,写悲壮的英雄,直到写心灵,写感觉,写动物欲望的人。其实就是一代代作家们的文学营养在起作用。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作家,似乎有着整齐划一的、阶梯形的阅读过程:中国传统文学、苏俄革命文学、欧美现当代文学。比如说王蒙和张贤亮那一代,他们的文学营养主要来自苏俄文学及欧美的古典文学,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契诃夫、肖洛霍夫、高尔基、奥斯特洛夫斯基等,那一代的文学营养甚至已经影响了我们这一代。刚才主持人说我是中国的海明威,我听了羞愧得都想跳楼,绝对不能说我是什么中国的海明威。我的《迷人的海》出版之后,有人说我肯定是学海明威,我听了有点昏头昏脑,因为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海明威是干什么的、我甚至都不知道海明威是哪一国人,从名字的译音来判断,我还以为是日本作家呢。后来,我抓紧看海明威的作品,才知道我与海明威天差地别。
  严格地说,我的文学营养也基本上是苏俄文学,我年轻时,更多地是看苏联的革命作品。记得当时看了一个革命题材电影《初次考验》:一个男青年和一个女青年谈恋爱,女青年特别漂亮,男青年特别英俊。我已经忘记他们的名字,比如说安德烈爱上娜塔莎吧,他们两个爱得要死要活。可正在这时,男青年参加了革命,他的朋友和同事们带他去听列宁的讲话。安德烈激动了,充满了革命的理想,一定要为革命奋斗终生。一天,安德烈突然接到一个命令:为了保护一个革命女教师,安德烈必须与她假结婚。但是安德烈不能对任何人讲结婚是假的,当然包括安德烈正在热恋的娜塔莎。这样,安德烈就面临着巨大的考验,他不能违背革命的命令,可他怎么向娜塔莎交代?于是娜塔莎就反复痛苦地问:你说你爱我,怎么突然来了一个未婚妻呢?安德烈没办法,只能更加反复地说,娜塔莎,请你相信我,我是永远爱你的,我向你郑重地保证,不远的将来,我们就能永远在一起,相亲相爱白头偕老。娜塔莎更糊涂了:你将来肯定爱我怎么还和那个女教师结婚呢?这简直要将安德烈折磨死。更可怕的是影片的结尾,当安德烈与女教师到教堂举行假婚礼时,却意外地发现,他心爱的娜塔莎与另一个男人也在举行婚礼,而且是真正的婚礼。在安德烈目瞪口呆之时,女教师用冷静的口气问:安德烈同志,你为革命做出牺牲,难道后悔了吗?这时,安德烈头脑里飘起鲜艳的红旗,响起列宁的洪亮声音,他精神为之一振,说:我不后悔,我一定要经得起革命的考验!电影演到这里,全场观众感动得大流眼泪。这种文学营养,灌输了我们整整一代或几代作家。为此,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文学作品中的大多数主人翁都是充满理想和正义感的正面人物,都是被打击被委屈并遭受诸多不公平的可爱可怜形象。他们为了事业为了集体而在无怨无私地牺牲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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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海燕 2008年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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