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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族国家建设与张荫棠西藏新政


□ 扎洛

  扎 洛

  辛亥革命前,在中国近代民族国家建设和国族建构的背景下,张荫棠在西藏举办新政,旨在建立一体化的中央集权管理体制和建构具有同质文化的国族,开启了西藏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序幕。张荫棠试图通过新政,强化中央政府的权威和增强当地人的国家认同,凝聚人心,抵御外侮,增强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但是,受到单一民族国家理念的影响,特别是对“民权(民主)”思想采取排斥态度,使他未能充分关注当地的文化传统和利益诉求,因而未能实现预期目的。在某种意义上,张荫棠的西藏新政是对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社会如何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性命题的尝试性解答,其中的得失利弊,值得深入研究。

  关键词:张荫棠 清末新政 西藏 民族主义

  作者扎洛,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27号,邮编100081。

  1906年7月,张荫棠结束在印度“与英国议约全权大臣”之职,以查办大臣身份人藏办事。在藏11个月期间,他参劾贪吏,建章立制,推行新政,史称张荫棠西藏新政。这段历史历来为史家关注。检索以往的研究,可以看到一种大体雷同的叙事方式:一方面从中央政府治藏的角度出发,强调他重树中央权威,强化边疆管理,巩固国防体系等方面的努力与功绩;另一方面从民族平等原则出发,对他在西藏大张旗鼓倡导的文化革新活动,进行了分析性的批评,认为尽管具有近代化的先进因素,但“推行汉化”等主张带有明显的大民族主义思想,最终未能得到当地民众的拥护。这种叙事方式局限于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史的范畴,强调在边疆危机加剧之时,张荫棠体国忠君,励精图治的个人品质,却忽略了张荫棠西藏新政与清末国家整体性变革之间的联系,未能充分注意到张荫棠所主张、推行的思想、举措与此前清朝二百多年的治藏政策之间的明显差异,而恰是这些差异反映出清末在国家治理理念上的根本性变化。

  芮玛丽(Mary Wright)、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等曾指出,清末新政是在民族主义( nationalism)以及“现代化”的招牌下进行的“民族国家建设(state - making)”,期间推行的如建立新式学校、实行财政改革、创建警察和新军、划分行政区域、建立各级“自治”组织等活动,与此前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在封建王朝体制下救亡图存努力的区别,在于它突破了“中西体用”之辨,寻求建立“民族的国家”,这是一个具有时代特色的全新命题。从这个意义说,民族主义是理解清末新政的一把钥匙。近年来学界就清末民族主义思潮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为我们展示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图景。然而,这些研究多侧重于对知识界、舆论界的研究,较少关注统治集团在新的意识形态支配下的施政实践,更少论及这些新思想、新政策对边疆民族地区的影响。

  本文试图以张荫棠西藏新政为案例,从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想,特别是民族国家建设和国族建构的视角,对清末在边疆民族地区的新政进行梳理和解读,以期能更深入地理解这场改革的意义。需要说明的是,作为近代民族主义思想核心内容之一的“民权(民主)”问题在张荫棠的奏章中几乎未曾提及。这与他在西藏的时段有关。清末新政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主要以张之洞、刘坤一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为指导思想,第二阶段以讲求“民权”的立宪活动为重点。张荫棠在藏之时,朝廷尽管已经派官员出洋考察政治,但尚未明确表态是否“立宪”,而此前清廷对“民权”之说持批判立场,“民权”自然不会成为张荫棠必须思考并奏报的内容。因此,本文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政权建设和国族构建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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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民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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