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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道观之


□ 王建疆

  关于中国有没有自己的美学和文艺学,有没有这两个方面的传统,已经讨论了很多年了。这些讨论的议题又可被归结为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我在《学术月刊》2006年11月号上撰文《反思全球化背景下的“传统”和“话语霸权”》,提出了一些与当下人们不同的看法,引起了讨论。我在坚持自己观点不动摇的前提下,换个角度延展自己的观点,继续欢迎批评。
  
  一、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礼记·礼运》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孙希旦集解:“天下为公者,天子之位传贤而不传子也。”孙中山则将其解释为政权为一般公民所公有。但我认为,“公”除了公有之外,还可以指公义、公道,也可以指公理。凡称得上科学甚至称得上学科的东西,都是离不开公理的。正因为如此,梁启超的名言“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也”之“公”,也就成了学术的基准和尺度。近年来,在强调学科特色的同时,有一种学科本土化、地域化、权力化的趋势。已有《中国美学原理》之类的书出版,这就意味着很可能还会有N个国家的美学原理出笼。无独有偶,去年在我审读过的外校研究生学位论文中也有专门写“国家美学”的,乃至这些论者主张除了中国国家美学外,还应延展到中国之外的所谓越南国家美学、老挝国家美学、柬埔寨国家美学等。这种趋势就是在强调学科的地域性和特色的同时忘记了学科的普适性和公理所致,抛开其政治上可能带来的文化专制的危险不说,就学科发展而言其结果只能导致学科的解体。
  科学由严格的定律和确定的学科方向组成。学科方向虽有人文与自然、人文与社会之分,人文学科具有更多的价值判断的色彩和主观卷入的特点,但在学术范式的确定性、研究方法的确定性和研究结论的普适性方面还是具有共性的,具有共享话语特征。从这个角度看,当代中国美学和文艺学用现代汉语表述,借用西方文艺学、美学术语进行理论研究,表现出不同于中国古代文论的话语特征和论理方式,就是题中应有之义。决定目前中西美学、文艺学趋同(同中有异)的关键因素不在于学者自觉的理论探询和自觉的话语方式,而在于学科本身的范导性、普适性。在这个意义上讲,要求任何学科都要讲究中国特色,并不符合学术自身发展的规律。而把追求学科的国家的、地域的特色或特立独行作为美学、文艺学的最高目的,更必然会导致学科自身定位的动摇。
  现在怀疑中国有没有美学的学者,就是基于我们今天的美学是借助于西方范畴或西方话语表述这一现状。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当然,强调文艺学、美学的民族性,我是赞成的。但是,有个前提:不能用民族性来代替学科性。现在批评中国没有美学,要重建中国美学的说法大概来自于这种混淆。
  我们承认学科的公理性和普适性,并不等于否认学科发展上的差异性。西方在美学、文艺学方面具有学科规范的先导性,美学(aesthetics)的名称也是西方人提出来的。但这跟民族性没有必然的联系。自然科学就是不讲民族性的。社会科学经济学、管理学等也不讲。人文学科具有主观介入和价值判断的特点,这决定了美学、文艺学具有一定的民族性,但民族性永远无法取代学科性。学科不存在了,谈学科的民族性岂不成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作为一门人文学科,能否在民族的土壤中生存,关键在于是否关注本民族的存在和需求,能否解决本土的现实问题。我们的文艺学、美学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够。但其研究对象,学科范畴、问题意识还是没有脱离当下的审美现象和文艺现实。如近年来产生广泛影响的国家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就比较明显地体现了既注重学科公理、又立足本土的特征。这方面比较典型的有朱立元主编的《美学》,从实践存在论美学原理出发,接着中国当代新儒家的人生论谈审美问题,并把“审美与人生”作为其“美学的基本问题”之一,设专节论述。还有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专设第二章“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第五章“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学活动”等,就不仅凸显了学科公理与民族现实的结合,而且向人们昭示了中国美学、文艺学现代传统的生成。因此,问题在于如何发展中国美学和中国文艺学,而非寻找中国美学和文艺学的存在。当然,我这里讲的中国美学和中国文艺学指的是接受了美学、文艺学学科范式又在中国展开研究或教学的人文学科,而不是脱离世界、背离西方、独立于美学、文艺学普遍原理之外的所谓中国美学原理和中国文艺学原理。
  关于中国有没有美学和文艺学及其传统的问题,我想中国人可以说,外国人也可以说,而且外国的学者说的可能比我们更客观一些。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在他的《中国诗史》中认为,鲁迅等的“文学革命”虽然“实行了尊重虚构之作(特别是小说)、普遍使用口语这样的巨大变革”,而且“这一切都是跟直到上世纪为止的文学形态不相连续的。然而,鲁迅不久就中止了小说的写作,专心于‘杂感’文学,这跟过去的尊重非虚构文学的传统有关也未可知。巴金的小说以写‘小人小事’作为宣言,这是对日常性生活的尊重。最近的现在,提倡工农兵自身所写的文学,这是把文学作为非职业性行为的那种观念的连续。又,文学为政治服务,过去曾不很坚决地主张过,现在则被作为绝对的条件来要求。更进而言之,若就文学而言,像这种文学(笔者注:指中国文学)那样地凝视着地上的文学,抑制对神的关心而只凝视人间的文学,是其他地域无与伦比的吧”。在他看来,中国文学的观念、理论、创作从古至今简直就是一个整体,很难分割,形成了中国文学的传统之流。接着他的话,我这里还要提及的是,“复旦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重大项目”的公开招标公告中就有“从周边看中国”的项目。这种选取“他者眼中”的中国美学和文艺学研究也许会矫正中国没有美学和文艺学的虚妄之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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