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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化·大众文化


□ 韩少功等

  编者按
  
  “大众文化”这一话题,在中国的文化圈里似乎还谈论得不多,尽管大众文化这一现象早已悄然出现了,而且正越来越“红火”。文化圈里的人之所以不怎么谈(甚至不愿意谈)大众文化,也许是同中国文化人的清高有关,但更主要地恐怕是同文化人还来不及注意它有关。
  应该说明,大众文化(Masscultue)不是历史上早就存在的民间文化(PopularCulture),而是文化生产工业化和商业化的产物,是商人们用工业化手段批量制作、推销迎合大众消遣口味的“快餐文化”。
  近年来,随着市场机制在各个领域里逐步建立,精神生产(或狭义的文化)领域也在不知不觉之中用上了商业法则,广义的文化(衣、食、住、行等等)更离不开商业化的冲击。文化人不可能长期对此视而不见。
  在工业化社会里,专门对此进行思考的人,被划在“文化研究”(CultureStudies)的范围中。我们过去没有这个意义上的文化研究,而只有文学批评(LiteraryCriticism)。显然,文化研究比文学批评的内容广泛得多,也应该有更多的文化人(而不只是文学批评家)来关注它和大众文化本身。
  今天,大众文化对中国人的影响,还仅仅才开始。本刊很愿意和文化圈内的朋友们一起来关注这来势猛烈的大众文化现象。这里摘要刊登的,是本刊最近邀请的几位文化人对大众文化发表的见解,从中也可以看出,不管你对大众文化持什么态度,必要的关注总是有意义的。
  
  哪一种“大众”?
  韩少功
  
  说到“大众”,很容易把它抽象化。其实,再大再众也没有自我神化和逃避具体解析的特权。小农经济的大众,与游牧经济的大众,显然有些不同。西方基督教文明圈内的大众,与伊斯兰地区的原教旨主义大众,也不是一回事。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与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条件相联系,所谓大众可以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品质以及性能。单是着眼于人口统计中的多数,并不能给大众赋予多少意义。即便这种统计真实可信,对于相关的讨论来说,也远远不够。
  在工业消费社会形成以前,与大众相区别甚至相对立的小众,是指贵族。人们作出这种区分,使用的是经济尺度,是阶级分析方法。这与后来人们转用文化的尺度,把人群划分为“大众”与“精英”两个类别,大为异趣。精英与贵族当然不能互等。但是在很长一个历史阶段里,多数文化精英出身于贵族阶层,使这两个概念又结下了不解之缘,以致被后人经常混用。在文化的民主体制实现以前,贵族不仅控制着社会的主要财富,也主宰了学术、教育、辞章、戏剧以及绘画,成为了文化积累和传承的主要承担者——包括用科举考场或者贵妇人的沙龙,吸纳贵族圈以外的各种人才和成果,并且将其纳入主流体制。文化的腐灭也好,新生也好,多是有钱人的事。
  当然,贵族一旦精英起来,总是或多或少地把批判锋芒指向贵族以及贵族制度本身,显示出贵族的自我解体和自我否定方向。尤其在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以后,他们的批判性、平民意识以及人文主义理想,确立了“精英”的应有之义,成为了精英们的文化标志。看一看托尔斯泰的传记、勃勒东的博物馆,还有泰戈尔的故居,便可以使往日精英们的形象渐渐清晰。那是一种根植于锦衣玉食、深宅大院里的道德自省的精神反叛,是贵族逆子们在平民土壤里的新生。对于这一些不安的灵魂来说,大众是他们自救的导向和目标,并且在他们的深切的同情和热切的向往中,闪耀出神圣的光芒。“劳工神圣”、“大众化”、“到民间去”等等观念,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成为了知识界的潮流,并且长远地影响了后来的历史。他们把自己的土地分给了穷人(托尔斯泰),或者尝试着描写车夫、奶妈、佃农一类颇为生疏的形象(鲁迅等)。当革命的大潮汹涌而来,更多的知识精英直接投入到大众的行列,亲身参加土地改革、战争、建设等历史实践,在那里胼手胝足,摸爬滚打,“改造世界观”,力图洗掉自己身上“原罪”般的贵族烙印,诀别自己以前不会做工也不会种田的腐败生活方式。以至到了后来的“文革”,无论有多少极端的政策让知识分子暗暗生疑,但单单是“与工农大众相结合”这一条口号,就具有道德上的绝对优势,足以摧垮知识分子的全部心理抵抗,使他们就范。在这里,运动当局对他们轻而易举的征服奇迹,不仅仅依靠权力,更重要的,是利用了不公正历史的自我惩罚,利用了精英们的富贵门第以及由此而来的心理特征:对大众深怀愧疚并且或多或少地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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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1997年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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