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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责编周雁如


□ 理 由

  我第一次踏进《北京文学》编辑部,是“文革”后期,约在1973年的元旦前夕,距今已有三十七八年,那时叫《北京文艺》,停刊后刚复刊不久。
  编辑部坐落在西长安街文化局大院的深处,一幢孤零零的楼房,建筑风格显得与众不同,门楣是欧式的,房子的间隔却是和式的。昏暗的光线,迂回的过道,从地板到墙根堆满杂乱的书稿,空气中弥漫着陈年旧纸的味道,这与当年文学凋敝的境遇倒是相称。狭促的空间里摆着一张张写字台,编辑们在伏案工作。在一张稍大的写字台后面坐着周雁如。她正在和同事商量什么,转过头来对我说:“你先坐下等一等。”
  当一位业余作者第一次去踏文学的门槛时,心情五味杂陈。怀着对编辑部神秘的敬畏,也有点儿像进考场前的紧张,更多的则是忐忑,那是对自己文章没有底气,一种“画眉深浅入时无”的疑虑。
  在此之前,我由北京沙河“五七”干校下放到丰台区农村插队劳动,在挥汗如雨地干过一个月的麦收以后,不知当地从哪儿听到“此人擅长写作”的传闻,接着是一连串的借调,由生产队借调到公社,由公社借调到区委,或许终于发现我并不适合写那些简报与总结之类的文章,又借调到区文化馆担任文学创作组组长。在“文革”喧嚣的环境中,这可真是闹中求静的美差。我握着一把钥匙,守着一座劫后幸存的“黄金屋”,里面摆满古今中外的“颜如玉”,充裕的闲暇时光令人大渴平生所望。如果说,少年时我在北海西岸的北京图书馆完成了中国文学的必修课,而在这间郊区图书馆里则完成了欧美文学的进修课。三年后,又被借调回城里的北京人民出版社,去编辑一本农村故事集。在这期间,我与《北京文艺》开始往来。
  我的工作地点在崇文门外东兴隆街的一栋木制阁楼,门外的招牌是“毛泽东著作出版办公室”,楼内已是空空荡荡,想见雄文四卷的出版工作已告一段落。一时间,这里云集了一批来自北京各郊区县的业余作者。编书工作完成后,我被留下来待命。这座楼里的常客还有浩然、李学鳌、方楠等人。《北京文艺》的编辑常来这里,也曾向我约稿。画家出身的方楠描写舟山群岛渔家生活的清新文字,似乎很受编辑部的欢迎。
  我与周雁如虽然初次见面,但对她的经历早有听闻。她是山东人,早年在晋鲁豫军区是活跃于战地火线的记者,又曾在当年的平原省主持过文学创作。她从事文学的经历年头几乎和我当时的年龄相仿。在我心目中,她犹如一位令人高山仰止的先贤。当时的《北京文艺》似乎没有正式任命主编与副主编,我记得她是“领导成员之一”。
  周雁如与同事商量过后,转过身来对我说:“你这么年轻呀!”
  我不知怎样回答。其实,我早已过了而立之年。频繁的政治运动和下放劳动虚掷了许多光阴,三十多岁才拿出第一篇小说,使我备感踟蹰。
  她看出我的局促不安,提到一位作家的名字,说:“浩然第一次来我们编辑部时,比你还年轻呢!”
  我知道,浩然的处女作《喜鹊登枝》,就是经她之手发表的。不仅浩然,在此之前与在此之后,一大批所谓“北京作家群”的作家,都是经由《北京文艺》送上文学之路的。她的话隐含着激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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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北京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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