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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大东亚战争”


□ 罗 岗

  也谈“竹内好悖论”
  
  竹内好在《〈中国文学〉的废刊与我》的结尾处写道:“所谓文学的衰退,客观地加以说明的话,就是:世界不具有文学性的构造。今日世界与其说是文学化的,不如说是哲学化的。今天的文学处理不了大东亚战争。”一般人肯定认为,将“文学”与“大东亚战争”直接联系在一起,自然“政治”上是极“不正确”的,甚至连竹内好的研究者也不得不承认,“他在寻求思想强度的时候,往往失却政治的正确性。战争期间支持‘大东亚战争’是一例”(铃木将久:《竹内好的中国观》)。只有孙歌富有洞见地指出,《〈中国文学〉的废刊与我》“在理解竹内好的文学立场方面,这是非常重要的文献,因为它正面表述了竹内好的‘回心之轴’,并把这种回心之轴外化为真正的行为。从解散中国文学研究会到主张日本的自我否定,从鼓吹大东亚战争的理念到消解国民国家的框架,竹内好使他的文学性构造在一九四三年那个苦难的年头负载于一个最费解的形态,这就是在战争这一凝聚和激化了现代性问题症结点的现代性事件的白热化阶段,竹内好试图将世界的哲学化构造转化为文学性构造”(《竹内好的悖论》,47页)。但她为了避免坐实“文学”与“战争”之间的关联,还是用“过多的理想主义激情”、“对一时一地局势的判断失误”来替竹内好辩护,并且特别强调他的失误不是“原理上的失误”,因而竹内好的思想“能够超越时空地成为我们的精神财富”(同上,48页)。
  在我看来,“政治”上是否“正确”并非讨论思想问题的第一要义。因为顾忌政治正确与否,必然会以接受某种不言而喻的“共识”为前提,反而影响了将思想历史化和语境化的工作。譬如竹内好对于“文学”的强调,很容易使得正为“文学”迅速边缘化而焦虑的中国文学研究者产生认同感,进而在抽象的意义上引为“精神财富”。然而,竹内好所谓的“文学”究竟是“何种文学”?为什么具有和“哲学”相对抗的“构造世界”的功能?这种“功能”为什么要以“大东亚战争”作为“现实”的对应物呢?倘若离开了“现实”的对应物,“文学”还能继续拥有“构造世界”的功能吗?……如果不能对这一系列问题细加参详,恐怕我们就很难分辨出竹内好思想中哪些是“启示”,而哪些又是“危机”?甚至是“危机”中潜伏着“启示”,“启示”中暗藏着“危机”?这恐怕是“竹内好悖论”的更深一层的意义所在。
  在竹内好的表述中——“今日世界与其说是文学化的,不如说是哲学化的”——“文学化”与“哲学化”构成了一组对立的概念。这组对立概念不仅清楚地表达了竹内好对“今日世界”的判断,而且明晰地呈现出建构这组概念的历史语境:日本自明治以来资本主义化所导致的危机以及种种试图克服、超越危机的冲动与尝试。正如哈如图涅(Harry Harootunian)所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日本作家和知识分子广泛认为,他们生活在一个历史的危机时代,而这一危机肇始于此前推行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规划。当时大多数工业社会都面临着同一危机,后者还波及各自的殖民地。全球经济大萧条不过是为各地的思想者提供了一个契机,使他们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先前释放出来的,但似乎已成功化解的巨大的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矛盾获得了一次认识的机会。当时人们谈论得较多的是文化(艺术)领域,尤其是生活中的矛盾已尖锐地蚀进日本生活肌理的那些方面,因为在这些领域中,出现了明显的裂痕、非连续性和多重时间的共存,这为严格地评价、判断和进而界定日本的现代主义为何物提供了一个焦点。”(《“构想的不定性”:顽强的现代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现代日本》)这儿也许不必太过拘泥于“现代主义”这个概念,从上述的讨论中可以看到,“哲学化”对应的是“资本”高度“抽象”的逻辑:国民国家和市场经济正在以它们独特的方式“脱社会化”,把文化的内在差异兑换为“发展”的普遍要求,所有的一切都被置放在“经济”与“消费”的客观性之上。由此引起的“反动”自然指向了“具体化”的、代表着“自然情感”和“肉体感觉”的“文学”。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对“文学”的诉求,不以承认作为现代性分化的后果和现代体制的组成部分的“(现代)文学”为前提,而以“反(现代)文学”的面貌出现,因为在“反(现代)文学”论者看来,所谓“(现代)文学”也已经“哲学化”了,也就是所谓“今天的文学处理不了大东亚战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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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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