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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拒绝共产国际津贴始末


□ 郑瑞峰

  1921年中国共产党刚成立时,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就中共是否接受共产国际津贴等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缘由
  
  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乘船到达上海,之后马林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代理书记李达和李汉俊取得了联系,在李达、李汉俊代表陈独秀向马林汇报工作后,双方谈到中国共产党是否加入共产国际、并接受共产国际经济资助以开展党的工作等问题时,马林由于怀着急切改变中国被压迫者状况的良好愿望,加上他感染了苏俄那种“唯我独革”的意识,性格急,高傲且自负,在言谈举止中不免摆出一副教育者的姿态。马林直接向李达说明自己是共产国际代表,不客气地向李达要工作报告和经费预算,正是这种居高临下、指手画脚的“解放者”面目,在无形中伤害了中国同志的感情,引起李达等人对马林的极大不满。因此,李达在会谈中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组织还处于萌芽状态,没有什么可报告的,是否加入共产国际也还没有决定。即使中共成立加入了共产国际,它将来与共产国际所派代表之间的关系如何,也还得研究,现在根本谈不上工作报告和预算等等。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应由中国共产党自己负责,我们站在国际主义立场,可以接受它的理论指导,并采取一致行动。至于经费方面,只能在我们感到不足时才接受补助,我们并不期望靠共产国际的津贴来发展工作,而且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只能是我们的顾问,绝不应居于领导地位,从而拒绝了马林的要求。马林碰了钉子后,急切盼望能早日与陈独秀会面,以打开工作僵局。
  
  在马林的催促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向全国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派代表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大”。为使各地代表不致因为旅费问题而不能成行,马林拿出自己的活动经费,在发邀请函同时向每位代表寄路费100元,他还多次发函电,要陈独秀回沪参加“一大”会议,甚至派包惠僧到广东接陈独秀到会。但陈独秀因兼任大学预科校长,正争取一笔款子修校舍而抽不出身,于是指派包惠僧代表他本人出席“一大”。对此,马林是不满的,他认为共产党的领导人,不应当在资产阶级政府中做官。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马林参加了会议并介绍了共产国际的性质、组织和使命,31日闭会。陈独秀虽未参加,但由于他的威望和在筹建党过程中的作用,大家一致选他为党的中央局总书记,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一大”闭幕后,中共中央面临的第一个困难就是经费问题。中共成立后,绝大多数党员都成了职业革命家,不仅收入全无,还要靠组织上开支养家。而办杂志、搞工运没有一样不要钱。以往的经费多半由陈独秀筹集,因大会的开支已所剩无几,各地代表在离开上海以前,都表示过筹集经费不易,使中共中央无法要求各地分担所需费用。于是李达、张国焘将会议情况以及中央所面临的经济问题函告陈独秀,请他设法筹集经费,并催促他速来上海就职。
  “一大”后,中共中央与马林之间的阴霾仍未消除。在一次会议上,马林询问李达如何开展宣传工作?如何办党报?李达板起面孔回答说:“没有计划,等陈独秀先生回来再说。”马林虽然很不高兴,但也无办法。当时,张国焘根据马林的建议,决定组织中国工人运动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并按马林的要求提出了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计划和预算草案。草案计划在上海设立总部,在北京、武汉、广州、长沙等地设立分部,可以从事工人运动的共产党员都应参加这一工作,总共预计有30人按月领取生活津贴,每人约需20元至35元。这个机构全部开支及出版费用每月约需1000多元。马林同意了这个草案,决定全部经费都由共产国际补贴,中共自己所筹集的经费可做别的用途。这个计划草案在提交中共中央会议讨论时,李达提出异议,认为工作人员按月支领薪金,可能发生雇用观念的流弊。因此,会议决定对该草案暂不作最后决定,等陈独秀回沪后再做决定。
  由于中国共产党刚成立就处于艰苦创业的时期,许多工作尚待进一步部署和安排,加上与上海的中国同志间存在隔阂,于是,马林亟盼陈独秀迅速离穗来沪,他坚持要陈独秀辞去在广州的工作,回沪专门领导中共工作。因此,他再次派包惠僧去广东催促陈独秀迅速回沪主持党中央工作。然而,1921年9月,陈独秀辞去广州教育委员长职务回到上海就任中共中央局总书记后,却不想见马林,不仅如此还对马林表示极大不满,甚至向共产国际提出撤换马林的代表职务。这是何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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