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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史研究的十大论争


□ 李金铮

  农村、农业和农民是认识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基础。马克思说:“农业劳动是其他一切劳动得以独立存在的自然基础和前提。”“农业劳动不仅对于农业领域本身的剩余劳动来说是自然基础,而且对于其他一切劳动部门之变为独立劳动部门,从而对于这些部门中创造的剩余价值来说,也是自然基础。”①恩格斯指出:“农民到处都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②马恩的经典论述,对中国乡村史研究具有指导意义。中国一向是农业大国,“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③中国历史的实质,主要就是农村演进史。理解了农村历史,也就在很大程度上理解了中国社会的性质。本文所谓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史(1840-1949年中国乡村经济的发展演变过程),就是中国乡村史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不仅如此,它还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一定程度地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趋向及其问题。由此,研究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史就有着非常特殊的学术意义。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创立时起,就高度重视乡村。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中,社会各界尤其是学术界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乡村社会的调查和研究。中国社会史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大论战,是当时的代表性重大事件。薛暮桥、钱俊瑞等马克思主义学者积极参加论战,不仅促进了对中国农村社会的认识,对中共革命理论的形成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做出了巨大贡献。虽然他们多是从解决现实问题的角度出发,但可谓开启了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史研究之先河。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日益发展和社会思想的巨大变化,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史的研究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在迄今80余年的风雨历程中,有关论著不断涌现,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形成激烈论争。本文主旨,就是从大量论著中提炼出最具代表性的论争性成果,这些成果既关注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史上的实质性问题,也反映了80余年来的研究发展脉络。④同时,还力求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具有理论意义的参考,推动该领域研究进一步发展。当然,所述论争如能为当今中国乡村发展的路径提供一些认识上的参考,也是笔者所期望的。

  一、失调还是适度:人地关系论争

  土地之于中国农民生产和生活的重要性,无须强调。它主要包括两方面的问题:人地比例关系和土地分配关系。本文主要从维持生活的角度,探讨关于人地比例关系的论争。

  人地比例关系是否协调,其底线取决于现有耕地能否维持人们最低限度的生活,也即维持人生命最低限度的需要,通常用维持一个人最低限度生活所需的地亩数来衡量,亦称“温饱线”。在界线以内,人地比例关系就是适度的;超过界线,则产生人口压力。由此,温饱线的确定是判断这一问题的前提。

  温饱线的估计久已有之。战国时期,李悝提出人均4亩方可达到粮食自给。至清前期,张履祥、洪亮吉等人仍沿用此说。民国后,尤其是二三十年代,各种估计甚多。全国的估计,有的仍为4亩,有的则为5亩、9亩、10亩不等。地方的估计,南方农村有2亩之说,华北农村有5亩、6亩之说。①尽管上述说法很少通过计算得来,根据语焉不详,但也成为近些年研究此问题的学者判定中国人地比例关系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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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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