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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诗歌的微观历史


□ 张桃洲

当代诗歌的微观历史
张桃洲

如何描述中国当代诗歌最近三十年风云变幻的历程,仍然是一个难题。一种较为常见的做法是,从这些年诗潮涌动的景观中,抽绎出从“朦胧诗”到“后朦胧诗”的嬗递轨迹,并阐释各自的诗学分野及其动因,试图寻索历史背后的某种“规律”。譬如,上世纪八十年代诗歌是抒情的而九十年代诗歌走向了叙事,便是人们获取的重要“规律”之一。这样的判断或许在一定范围内是有效的,可是这一“规律”的真正含义究竟是怎样的,并不被多数赞同者或反对者了然于心。正如一位论者提醒说:“其实,叙事性……与其说它是一种手法,对写作前景的一种预设,毋宁说是一次对困境的发现。”(姜涛:《叙述中的当代诗歌》)由此表明了任何以总结姿态进行历史描述的可疑之处。
历史是否必然会产生某种“规律”?历史的不同阶段之间是否必须具有某种连续性?就中国当代诗歌最近三十年的发展过程而言,人们所期待的“规律”和连续性实际上并不存在,恰恰相反,枝蔓丛生和回旋往复构成了这一时期诗歌的总体趋向,它的进展更像是一次次作“离心”运动的“播撒”(Dissmination,借用德里达的词汇),所留下的更多是一些零散的活动、主张和文本的“踪迹”,其间充满了混杂、颠覆与暗合。我以为,寻求“规律”与否,是区分两种看待历史方式的“试纸”之一:一种是,秉持着某种整体的观念对历史进行追溯,结果历史的某一阶段的特性被本质化了,而成为放之四海皆准的定律;另一种是,由具体的细节、微小的场景出发,勘探那些散落在历史罅隙的少为人知、甚至被遗忘的残存物,通过细细打磨而使之重放光彩。
从这一角度看,敬文东的《抒情的盆地》无疑属于后者。这部论著脱胎于作者七年前完成的学位论文,可谓实现了一次关于中国当代诗歌历史的局部的、微型的观察,或用敬文东本人的话说是“对一个小时代的记录”。在此,学院的规范与观察对象的“非规范”之间形成了微妙的“反讽”,诗歌写作和学术研究所共有的正统与异端、宏大与弱小、中心与边缘的对立得以凸显,这两股势力开始了一场压抑与反压抑、消解与反消解的较量。最终,“大”让位于“小”,一些“被压制、被监视、被忽略的小东西”占据了该著关注的“核心”位置,而火锅、茶馆、晚报、银行等一些“不起眼”的词汇也纷纷被拈出,为“小东西”们提供了栖身和展示风采的场所。当然,敬文东并没有让自己的论述陷入“二元”对峙的泥沼,虽然其间也包含了大时代与小时代、普通话与方言、高调与低语的冲突,但这些冲突的发生仅仅被设置为一种背景,直接出场的是那些“充满了雄辩与绝对化的肉感气势”、从时代的一侧呼啸而过的语词激流:
永远不要从少数中的少数
朝向那个围绕着空洞组织起来的
摸不着的整体迈出哪怕一小步。永远不

——欧阳江河:《咖啡馆》
诚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对抗或叛逆确实是中国当代诗歌完成自我蜕变的法则之一。以真实取代虚假,以个人反抗群体,以感性抵制理性,以平面消除深度,中国当代诗歌正是在这种不断的反叛中实行着某种更迭。持续反叛带来了诗歌创造上的双重后果:一方面,对“新异”和可能性的迷恋,成为一茬茬新人进行探索的动力;另一方面,由于总是面临着“另起炉灶”、重新开始,当代诗歌所应有的储备、累积机制并未真正建立起来。反叛背后隐藏的“陌生化”律令,即“重新命名”的渴望,使得中国当代诗歌一度滑向了美学的“空转”。事实上,不管在八十年代还是九十年代,倘若可以概括的话,诗歌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观念就是“偏移”,具体而言体现为诗人的一种“剥离”或“缩减”行为:对政治、文化、价值乃至语言的剥离。当然,“剥离”或“缩减”并不是简约的代名词——一种形体和面积上的去除冗赘,毋宁说是从表层方式到内部肌理的置换,虽然有时置换本身没能发挥积极的效力。比如,当人们说八十年代诗歌是抒情的而九十年代诗歌是叙事的,我想这一判断本不应该包含对立或递进的意味,其实所谓叙事不是别的什么,恰恰是抒情的方式发生了改变,在它周围环绕着诸多问题的关联域,如经验、及物、诗体等等。正是在此意义上,敬文东认定:“叙述(即叙事)的九十年代并不是对抒情的八十年代的彻底背离,而是有礼貌、有风度的继承。”(见《诗歌中的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
在中国当代诗歌版图上,四川是作为“外省似的反叛”(钟鸣语)之“策源地”而引起关注的。在那片“渗透了神秘巫术的地貌”、“痉挛向上的断壁”及“匪徒般劫掠空峡的棕云,归真返璞的水与城与人”(巴铁语)的盆地,各种诗歌力量交织的情状堪称当代诗歌变迁的缩影,其诗学症候的典型性为世人所公认。不过,已有的谈论大多仅限于一种充满猎奇眼光却不免浮泛的扫描,目的在于巴蜀地域奇异的风俗、人文、性格所激起的惊诧与艳羡,然而地域与诗歌之间繁复的互渗关系、地域因素导致的诗歌观念的“偏移”及其技艺表现,并未得到很好的辨析。洪子诚、刘登翰的《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二○○五)指出:“诗歌的‘地域’问题,不仅是为诗歌批评增添一个分析的维度,而且是‘地域’的因素在八十年代以来诗歌状貌的构成中是难以忽略不计的因素。在诗歌偏离意志、情感的‘集体性’表达,更多关注个体的情感、经验、意识的情况下,‘地域因素’对写作,对诗歌活动的影响就更明显。偏于高亢、理性、急促的朦胧诗之后,诗歌革新的推进需要来自另外的因素作为动力:比如世俗美学的传统,现代都市中人的生存境遇,对‘感性’的更为细致的感受力等等。‘南方’提供了这样的可能性。”这里所提到的“个体”对“集体性”的“偏离”、“南方”与“北方”的相异,将“地域”的意义凸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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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7年第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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