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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已无杨德昌等


□ 风月无边等

世间已无杨德昌等
风月无边等

  世间已无杨德昌
  文/风月无边
  
  不经意间,杨德昌先生便去了。网上关于杨先生逝世的报道铺天盖地,他生前未曾享受过如此荣光。但许多是大书特书他与蔡琴的情史,连搜狐头版的报道标题也赫然是“蔡琴前夫杨德昌逝世”,不禁让人感到悲凉。
  杨德昌的离去,让华语影坛丧失了最锐利的都市生活的记录者、批判者。贾樟柯也许够锐利,不过似乎只在县城发生作用,对于城市生活,他还没找到自己的叙述方式。侯孝贤的目光越来越多投向城市,但他却流连在男女情欲的世界里。何况,年近六十的他,也显出创作衰退的迹象了。陈果的《香港制造》一度让我惊喜,但后来的几部片子实在很一般,也许久没有新作问世了吧。
  时至今日,在大陆,描述底层和乡村的电影算是不少了,其中不乏优秀之作,但审视城市生活的成功作品则屈指可数,我印象深刻的大概要追溯到黄建新的《脸对脸,背靠背》。

  那些生活在城市的导演,为什么对自身的生存处境视而不见,反而一味到乡村和荒野中去追寻呢?或者说,为什么曾在乡村的导演,在进入城市后,仍只醉心于乡村经验呢?原因大概有几方面,一是青春记忆的难以抹杀;二是大部分青年导演的生存处境让他们不由自主关注底层;三是描述自己所处的地方,更近,也更难客观;四是或许还有一些隐忧。把镜头对准都市,对准自己所处的环境,意味着不仅要反思所身处的环境,以及在这个环境中生存的他人、朋友和自己,反思、批判自己和朋友实在是痛苦和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想想杨导电影中那些卑劣伪善的知识分子吧,这在电影圈也是种普遍的景象吧;五是底层的痛苦,那些满目创痍的景象更能在人们心中被无限地放大,更能获得理解和共鸣。这些影片的绝大部分观众也在城市,对遥远事物的悲悯总比看着自己被解剖开更容易接受。
  正因为如此,杨德昌才显得如此卓尔不群,如此可贵。他的离去,意味着那只时时刺痛我们的牛氓不再挥舞他锐利的手术刀了。杨先生大概就是鲁迅所说的那种“无情地解剖他人,然而更无情地解剖自己”的人。
  我想,缅怀杨先生的最好方式,就是时不时把那些会刺痛灵魂的电影翻出来,看一看,想一想,末了对生活有一点影响,对生命有一点触动,先生在天堂也就安慰了。
  
  
  艺术电影:小众甜品 大众鸡肋
  文/韩浩月
  
  一个月的时间里,世界影坛损失了三位大师级别的导演,台湾的杨德昌,瑞典的伯格曼,意大利的安东尼奥尼。三位大师的去世,抛开电影圈和媒体圈,没有多少人内心会为之生起波澜。处于人们视线中心的,是暑期上映的大片,是正在制作中让人期待的商业大片,人们津津乐道依靠技术手段制造出的震撼视觉和声效,讨论的是商业大片拍摄过程中的主演换角、男女明星的绯闻。如果说大师是巨匠,那么大片就是金刚,人们宁可去关注有着巨大身高的毛茸茸的动物,也不会关心大师苍老身躯背后的故事。电影娱乐被大片一统天下,大师的存在仿佛只是为了在他们去世时纪念一下,或者供人们在闲暇时忽然想起,原来电影也曾经是伟大的艺术而不是计算机生产出来的一次性消费品。
  著名导演田壮壮说过一句话,“我的电影是拍给下一世纪的人看的”,这是一句得罪观众的话,但却切中了电影发展的要害。我们现在说起去世的三位导演的作品,大多是他们最辉煌的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代表作,不知道再几十年或一百年过去,未来的观众说起现在的电影,会把大师的称谓放在谁的头上,哪些电影会成为他们心目中的经典之作。如果他们的选择越过了当下,还是选择了杨德昌、伯格曼们,那说明我们现在的电影工业是有问题的,它创造了巨大的票房价值,却损伤了电影最富魅力的本质。如果他们选择了曾经被批判的体无完肤的一些大片,比如张艺谋、陈凯歌的一些作品,那才真的说明一个时代过去了,一个属于理想主义、属于批判和创造的时代落下了帷幕,迎来了属于消费主义和感官享受的时代。
  对于三位导演的纪念,是精英媒体的纪念,是小众群体的纪念,我注意到,与少数精英媒体以几个版面作报道相比,一些市民媒体最多只给了一条几百字消息那么大的版面,这说明被电影迷备加推崇的这几位大导演,在大众心目中的知名度和号召力是多么无力。前不久凤凰卫视做了一期节目,著名导演何平认为“人类选择什么,什么就是对的。当人类不选择了,你别给我说你多深刻,你多有超前意识,没用。”我所理解何平的言下之意是,电影大师们的作品不能够获得更多人的认同,是和观众的选择分不开的,那么我们要怪大师电影的媚雅,还是怪大众的媚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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