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 qkzz.net
全刊杂志网:首页 > 文学评论 > 文章正文
刊社推荐

文学与历史的辩证


□ 季 进

  钱钟书先生并非专业的历史学家,他对文学虚构与历史叙事的大量论述,基本上是基于“打通”的学术宗旨与追求。借助于新历史主义文论,我们发现钱钟书关于“文史互通”、“史蕴诗心”、“六经皆史”等问题的高见卓识,与新历史主义颇多相通与契合之处。我们冒昧地将两者提置一处,尝试论述,聊举契同,稍通骑驿,以期对钱钟书著作及其意义获得更为深入的理解与把握,并以此纪念钱钟书先生百年诞辰。
  
  一
  
  195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史学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历史思维的模式、历史认知的形式、历史关注的空间以及历史语言的叙述等方面,都对传统史学提出了挑战。对历史的统一解释已经不再有任何意义,倒是历史的叙述形式重新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出现了所谓的“叙事的复兴”。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认为,“新叙事史’的问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一种对昔日的变化作出清晰的科学解释的企图的终结”。历史学的性质和功能则从科学性转向了文学性。与此相呼应,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文论应运而生。1980年代以来,新历史主义以清理形式主义的姿态出现,重新界定历史与人、历史与文化、历史与文学、历史与政治、历史与权力、历史与意识形态、历史与文化霸权等一系列的思维模式、文本策略和叙事方法,把历史考察与文学研究重新结合为一体。20世纪的形式主义批评倡导以文学作品为主体的本体论批评,借助于语言学方法对文学文本的构成因素与构成方式进行极为细致的分析与研究,从俄国形式主义,到英美新批评派,再到解构主义,清楚地显示了由作者研究走向文本研究,由外在研究转向内在研究的理路。针对形式主义的主张与实践,新历史主义文论重提“历史诗学”,将文学与历史整合观照,将文学的虚构与历史的叙事视为同一的符号系统。他们一方面反对陈旧的历史主义批评,过于注重发掘文学文本的历史真实性与作者意图的具体性。另一方面更反对形式主义完全无视文学文本与历史、文化、政治、意识形态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只是将文学文本视为自足的语言世界。新历史主义试图讨论文学文本周围的社会存在和文学文本中的社会存在,试图解释文学文本与具体文化实践的相互作用。
  新历史主义文论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充分肯定与张扬历史的叙事性,甚至将其与文学的虚拇}生相提并论。传统的历史主义认为,历史是客观事实的产物,文字的叙述与历史的真实性、客观性并行不悖。每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总贯穿着一种特定的“时代精神”。历史研究就是探究历史的“时代精神”,把握历史的总体脉络,预测历史前进的方向。这种宏大叙事的连续性历史观,受到福柯等人的严重挑战。福柯(Michel Foucault)指出,“自从古希腊时代的开端以来,大写的历史就在西方文化中实施着某些主要的功能:记忆,神话,传播《圣经》和神的做戒,表达传统,对目前进行批判意识,对人类拿去进行辨读,预见未来或允诺一种轮回”。这种“在其每个关节点上都是光滑的、千篇一律的宏大的历史”其实只是一种建构的产物。海登·怀特(Hayden White)进一步看到了作为文本的历史内在的文学性,明确指出“历史的语言虚构形式同文学上的语言虚构有许多相同的地方”,“一个优秀的职业历史学家的标志之一就是不断地提醒读者注意历史学家本人对在总是不完备的历史记录中所发现的事件、人物、机构的描绘是临时性的”。文学理论家已经注意到了历史叙事的地位,只是一般不愿把历史叙事看作是语言的虚构。海登·怀特认为,传统的历史学家认为历史话语中的叙述是中性的,不影响对历史事件的再现,而事实上,历史叙事与历史阐释采取的剪裁、拼贴、隐喻、换喻、反讽等手法,使得“一个叙事性陈述可能将一组事件再现为具有史诗或悲剧的形式和意义,而另一个陈述则可能将同一组事件——以相同的合理性,也不违反任何事实记载地——再现为闹剧”。海登·怀特甚至认为,文学想象力是历史学科“最伟大的力量源泉和更新力量”。“我们体验历史作为阐释的‘虚构’力量,我们同样也体验到伟大小说是如何阐释我们与作家共同生活的世界。”因此,历史的叙事性与文学的虚构性在此层面上达成了一致,历史话语的文学性昭然若揭。
  众所周知,钱钟书对西方史学相当熟稔,塔西陀(Tacitus)、普鲁塔克(Plutarch)、希罗多德(Herodotus)、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圭恰尔迪尼(F,Guicciardini)、柯林伍德(R,G,C01]Jngwood)等西方史学大家往往被他随手拈来,如数家珍。《管锥编》所讨论辨析的十部典籍中,就有两部(《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属于史部。在中西文学与历史的辩证中,钱钟书对文学与历史叙事发表了大量精彩论述,其核心立场正是历史与文学的互通。虽然钱钟书从来没有正面论述过新历史主义文论,但是在历史与文学互通的层面上,两者有着高度的契合。钱钟书认为,在想象与虚构方面,文学与历史颇为相通。历史叙事“与院本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这就难怪有人把历史看成是“掌故”或“故事”。“诺法利斯(Novalis)认为‘历史是一个大掌故’,那种像伏尔太剪裁掌故而写成的史书是最有趣味的艺术品。梅里美(M6rimee)说得更坦白:‘我只喜爱历史里的掌故。’”因此,“一桩历史掌故可以是一个宗教寓言或‘譬喻’,更不用说可以是一篇小说”。宣称最为客观真实的历史叙事,往往会受到种种现实因素、语言表达、主观心态的制约。钱钟书尖锐地指出:“历史的进程里,过去支配了现在,而历史的写作里,现在支配着过去;史书和回忆录等随时应变而改头换面,有不少好范例。”历史叙事甚至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语言表达的轻重,即使是良史,也未必能传神存真。由于主观心态的变化,对同一言、同一事、同一行的叙述,也会无意之中发生变化,所谓的求真,仍难免朱子所谓“生死文字间”。正如钱钟书所引刘梦吉的《读史评》所云:“纪录纷纷已失真,语言轻重在词臣。若将字字论心术,恐有无边受屈人。”钱钟书的这些论述与新历史主义文论在精神上的高度一致,使得我们可以借助于新历史主义话语,从“文史互通”、“史蕴诗心”、“六经皆史”三个方面,对钱钟书关于文学与历史的辩证进行一番梳理,从而对其著作的深刻性与丰富性获得新的认识。
分享:
 

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木兰百花园”
更多关于“文学与历史的辩证”的相关文章
    分享:
     
    精彩图文
    关键字
    支持中国杂志产业发展,请购买、订阅纸质杂志,欢迎杂志社提供过刊、样刊及电子版。
    关于我们 | 网站声明 | 刊社管理 | 网站地图 | 联系方式 | 中图分类法 | RSS 2.0订阅 | EMS快递查询
    全刊杂志赏析网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