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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历史叙述的思考


□ 李 辉

  李辉 湖北随县人,著名作家、人文学者。一九八二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先后在《北京晚报》《人民日报》文艺部担任编辑。业余从事历史研究和传记与散文的写作。主要作品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沈从文与丁玲》《萧乾传》《在历史现场》《和老人聊天》《巴金论稿》《百年巴金——一个知识分子的历史肖像》《一纸苍凉——杜高档案》《黄永玉——走在这个世界上》等,部分作品产生广泛社会影响。
  
  今年二月份以来,我因为公开发表文章质疑文怀沙先生的年龄、入狱原因和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引起了不小的风波。接下来章诒和女士的文章又写到黄苗子和冯亦代。文怀沙是我公开质疑的,黄苗子的传记是我写的,冯亦代的日记是我整理出版的。幸与不幸,我都卷到了这三个人物的漩涡当中。
  一九九六和九七年,我为黄苗子郁风夫妇写的传记,书名是《人在漩涡》,讲历史就是一个大漩涡,我所写的对象是卷在百年的历史政治文化的漩涡当中。其实我作为一个历史的叙述者,也身不由己地卷到漩涡中了。
  这是我的题外话。不管怎样,历史的叙述和历史的当事人,以及晚辈参与历史叙述的人,都是历史的一部分。不论你用什么样的眼光看历史,或者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叙述历史,你最终都摆脱不了历史对现实的一些影响。而这种影响会伴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各种各样的历史史料,包括档案、日记、书信等等,我们过去所见不到的东西的陆续公开,把我们更深地卷到历史的恩怨当中。我从事历史的叙述,已有接近三十年的时间,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精神准备和思想准备:你永远都不可能是一个全知全能者,但是永远要把握自己的人生方向,要对历史有一个客观冷静的态度。借这次讲演的机会,我谈谈自己对历史叙述的一些体会和思考,包括对某些历史现象的解读,以求教于各位听众朋友。
  先简单回顾一下我自己的写作过程。大约三十年前这个时候,当时我在复旦大学,有幸听到从美国回来的著名学者、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做演讲,他是李宗仁和胡适回忆录的整理者。当时中国刚刚从文革中走出来,对历史事件和材料是非常隔膜的。譬如,在思想解放开始之后的平反冤假错案,很多历史事件我们都不太清楚,我们在大学里上课是没有教材的,这个月我们在讲堂上讲彭德怀是反党的、反动的,但是下一个月可能就平反了,七八、七九年两年不同的说法替换得非常快的。当时,听到唐德刚先生用自己的经历给我们讲历史应该怎样叙述和整理,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开了一个很好的窗口,知道历史是可以有多种渠道进行展示和叙述的。
  我后来又写人物传记,写沈从文、巴金,一直到最近十年写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中国人物,其实我是想从文化延伸到政治,就是把二十世纪整个中国的历史打通,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叙述方式。以下结合写作过程中我自己多年的体验,简单谈一些看法。
  第一,要尽量多的收集资料,坚持客观的、多方面、多角度地接近人物历史的真相,在描写的过程中要注意揭示出人物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我们过去接受的教科书教育,都是将人物脸谱化,要么是好,要么是坏,要么是伟大,要么是渺小,没有中间地带,而实际上很多历史人物是非常复杂的,一些历史现象也非常复杂,我们做历史人物和现象的分析,一定要尽可能多的收集资料。一九八四年前后,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就是要写胡风集团,当时胡风集团还没有完全平反,很多地方是一个禁区,文章还不能发表。一九八二年我到北京晚报当记者,第一次写了关于胡风的报道,《北京晚报》还不能发,因为胡风在北京,发不出来。《北京晚报》和《羊城晚报》有兄弟合作关系,我写胡风的报道就寄到广州来,在《羊城晚报》发表的,胡风集团最早的公开报道,实际上就是在《羊城晚报》发表的。当时有很多禁区,但是又想做这个工作,怎么办呢?我就想趁老先生在的时候能够采访他们,能够让他们提供多一些资料,尽量多的收集。在此后有三四年的时间,我采访了几十个人,全国各地跑,还有查阅档案。后来到人民日报工作,报社的档案室也有当年发表文章的记录,最初的校样,邓拓批了送上去,然后又怎么改,毛主席又怎么将标题改为反党集团的,这些东西都是看到校样的修改过程,对事件发生的突变性才会有真实的了解。
  做了大概四年左右的准备工作,才开始写胡风集团。我在大学时认识了贾植芳先生,他是胡风集团的骨干分子,判刑坐牢十几年,他对我写作和研究的方式有很深的影响。他提出一定要看最初发表的版本,而不要看后来修改的版本,这样才能看出当时发表的一些状况,而修改的作为参考,看为什么进行修改,从修改的背后看历史对当事人的一些影响。另外他告诉我们,做学术首先是要从资料收集入手,研究历史首先要找到每天活动的记录,透过资料把握现象,才能不被表面的情况简单化,甚至会对表面化、简单化的东西,有一种过滤,有一种清醒的认识和学识的准备。贾先生从来对历史都有很清醒的认识,他最早提出胡风对毛泽东完全是很忠诚的,而且是愚忠的思想。贾先生知道我要做这本书,认为我应该站在更高的历史角度看这个问题,要看《明儒学案》《清儒学案》,看清代、明代的文字狱是怎么制造的,对中国的历史才会有大致的了解,因为历史有时是重复的。他的这些建议对我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在写这本书时我也是尽量多收集资料,尽量不受情绪感情的影响,因为我接触到的胡风集团的人都很好, 但我写这本书不只是要为他们辩护,而是要将历史的本来面目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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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海燕 2009年第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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