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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转型时期比较文学面临的问题


□ 乐黛云

  21世纪以来,欧美学术界对比较文学的看法有了新的转变,本文从新阶段比较文学的核心问题、新的时间和空间的跨越、比较文学与后现代思潮的转型等方面分析了这种转变。指出以跨文化对话文学研究为己任的比较文学,将站在时空的制高点,观察全球,理解世界,探索人类,打通古今中外各民族的文学,沟通人的灵魂,塑造对宇宙、人生的新观念,参与构建适合于21世纪人类生存的共同伦理;特别是在普遍与特殊、纯粹与更新、自我与他者、本土话语和外来话语等关系上,弥合精英和大众的断裂,弥合思想理论研究和作品细读的断裂,积极开拓,寻求新的突破。
  
  一、21世纪以来比较文学的变化
  
  进入21世纪,人们对比较文学有了与过去很不相同的认识,一般认为当代比较文学就是跨文化、跨学科的文学研究,这一看法已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认同。最近,我们高兴地看到,曾宣告“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气数已尽”的英国学者巴斯奈特又重新提出,“反观那个主张,看来基本上是错误的”,承认这是由于“没有考虑跨文化转换过程中的政治含义”,并指出在西方:“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这个学科的衰落,而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比较文学却一派欣欣向荣!”曾专写一本书论述比较文学消亡,并题名为《学科之死》的印度裔美国学者斯皮瓦克则强调,比较文学若能走出欧洲中心的原点,不受由国际商业所决定的全球交换流的控制,就会有新的发展,形成新的学科。为了比较文学的更新和发展,不少学者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例如苏源熙在他起草的美国比较文学学会《关于新的学科现状和未来发展报告》中提出:“未来比较文学的发展策略,是回到‘文学性’研究,重新考察‘文学性’观念,以新的视角重返具有新意和新见解的文学研究。”巴西作家和理论家奥斯瓦尔德·安德拉德认为比较文学对“单一意义”的拒斥意味着坚持巴西的多声音和多元文化空间,最终从精神的殖民中得到解放;巴斯奈特则希望比较文学学者,放弃对术语和定义的毫无意义的争辩,她认为比较文学的未来在于放弃以任何规定性的方法来限定研究的对象,而聚焦于最广泛意义上的文学观念,聚焦于对文本本身的研究,勾勒跨文化、跨时空边界的书写史和阅读史,承认文学流传所带来的必然的相互联系。
  这些改变,说明一些外国学者与中国学者对比较文学这一学科领域的看法越来越接近了,比较文学的跨文化对话特征日益彰显。中国比较文学学会首届会长、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主席杨周翰教授早就论述过:“中国比较文学的发端,除了结合政治、社会、文化实际这一潮流以外,还有另一股潮流,那便是用从西洋输入的理论来阐发中国文化和文学。”这说明中国比较文学从一开始,就是植根于有益人类社会的根本目的,同时在与西方的跨文化对话中得到进步与发展。进入21世纪,全球互联网、移动通讯使人与人之间的紧密沟通成为可能。转基因、干细胞、克隆等生物工程技术使生命可能通过人为的手段复制、改写、优选。而纳米技术使人类能够实现对微观世界的有效控制。这些革命性的新知识、新技术贯穿到人类生活的每一细节,导致人类对时间和空间都有了和过去根本不同的看法,也导致了对地球资源的空前消耗和争夺。人类所面临的现实,不是对抗,就是对话。过去的经验多次证明对抗只能引向战争和毁灭,只有对话和沟通才能引向和平。另一方面,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留下了惨痛的记忆,物质的损毁和精神的创伤都要求我们对那一时代残酷的经验进行反思,重新定义人类状况,重新考虑人类的生存意义和生存方式。这种重新定义只能在全世界各民族的对话中进行。加之,文化冲突越来越严重地影响着全球人类的未来,“文化霸权主义”和由文化封闭主义发展而来的文化原教旨主义的尖锐对立,已经使全世界处于动荡不安之中。要制止这种冲突,不能通过暴力,只能通过对话。最后,20世纪前后,哲学的转向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现象学和以怀特海为代表的过程哲学相继扭转了西方主体和客体可以互不参与的二元对立的倾向,使西方哲学进入了一个主体与客体互动的新阶段。虽然中国传统哲学从来强调客观世界与主体不可分离,但缺少现代诠释和现代实践。今天,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互为他者,重新反观自己,通过对话而生成进一步的互识、互证和互补并将其推延至全球,必将是人类相互理解、构建和谐社会以及造就人类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起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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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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