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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社会关系新转折


  时间: 2012年5月1日

  地点:美国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

  参与人:周文重(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

  维克拉姆·尼赫鲁(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

  陈志武(耶鲁大掌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

  汪涛(瑞银集团中国首席经济掌家)

  张岚岚(中国国际金融美国证券有限公司总经理)

  巴里·诺顿(布鲁金斯学会非常驻高级研究员)

  主持人:胡舒立(财新传媒总编辑)

  题目:国家与社会关系转折

  时间:2012年5月1日

  地点:华盛顿

  2012年5月1日,主题为“整体改革与中国经济”的财新峰会华盛顿专场举行。与会嘉宾围绕“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动力”和“中国发展的转折点”两个子议题,就中国宏观经济形势、政府及行业改革等问题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从与会者的观点中,可以发现一个共识:中国国家和社会之间要形成一种新的关系,就必须在公平、透明度和机会均等问题上有新的突破,在发展战略、行业竞争、政府职能等方面具备长远眼光;决策出发点应该是致力于结构调整和制度改革,打破垄断,允许充分竞争,消除腐败,政府需要清晰判定自己的职责、权限和能力。这是形成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重要转折点基本要素。

  本期《中国改革》摘要编发嘉宾精彩观点,以飨读者。

  ——编者

  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后该怎么办

  周文重:我们经常讨论“中等收入陷阱”,现在,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那么是否将陷于这个陷阱?

  我的观点是,基于1990年的国际美元,2010年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7864国际美元,超过大多数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时4000国际美元的人均GDP水平,也超过了多数前苏东集团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时6000国际美元的人均GDP水平。

  从中国经济增长趋势来看,我认为,中国人均GDP在三到五年内,可能会达到1.1万国际美元。换言之,在这段时间里,中国人均GDP将超过那些成功越过这道高墙的国家。如果较高的增长率保持下去,中国可能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国越过高墙后会发生什么?

  我认为,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中国能否有效解决各种结构方面的问题,能否成功转变低成本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能否将其成功转变为基于创新的经济增长模式。

  乐观的观点认为,与拉美国家相比,中国对外开放以及采取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要早得多;和大部分东欧国家相比,中国开始市场化的改革也非常早,当时GDP处于非常低的水平。所以,中国的工业化和市场化并驾齐驱。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拥有非常大的市场潜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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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中国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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