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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会变革中的政治社会化治理机制


□ 李 俊

  摘要: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政治社会化是社会政治生存环境与个体政治生存需要的统一,以秩序性统治或治理为终极价值关怀。现代社会变革呼唤着政治社会化的有效治理。跳出时下政治社会化研究的微观情结,以政治控制场域为限度,从营造良性的宏观环境和建构高效的具体治理模式的视角,探讨社会变革中的中国政治社会化治理机制,有利于推进我国公民政治社会化进程以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
  关键词:社会变革; 政治社会化;政治文化;治理;政治控制
  中图分类号:D6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07)03-0033-10
  作者简介:李俊,西华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研究人员(四川 南充 637002)
  
  政治社会化问题是当代政治学领域中一个亟待深入研究的前沿性课题。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政治社会化是个体与社会不断互动的过程。就社会系统而言,它是政治共同体塑造政治人的过程。反过来,作为政治公民的政治人在现代政治生活中表现出的社会基础和支撑力量的巨大作用,又使得人类的政治共同体成为一个利维坦式的政治熔炉,“政治共同体的成员在这个大熔炉中形成自己的政治态度、政治情感、政治信仰和政治观念。政治熔炉能够促使每个新成员形成政治自我,从非政治人转为政治人”①。对于社会变革中的政治社会化治理来说,政治共同体如何模铸合乎现代要求的政治人就有着异乎寻常的意义。因此,本文试图跳出时下政治社会化研究的微观情结,以变革社会中的指导性社会化②为界分限度,对政治控制场域中的核心要素进行分析,力求维持或延续政治秩序中的软秩序③,探讨政治熔炉情景下政治社会化的有效治理。
  
  一、社会变革呼唤政治社会化的有效实现
  
  1.政治社会化秩序性统治或治理的终极价值关怀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政治社会化的终极价值是秩序性统治。在阶级社会,统治阶级不仅作为政治和经济权力的掌握者进行统治,还“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①,以思想生产者和分配者的身份进行着统治。思想的生产和分配,实际上就是统治阶级形成政治统治所需的意识形态并将已形成的意识形态用于塑造社会成员、稳固统治基础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中的后一进程,就是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很显然,在任何社会,政治社会化都以服务于阶级统治为依归,其目的都在于通过传播统治阶级的思想和观念,最终确立和强化秩序性统治的合法性。对已经获得较稳固的政治统治的阶级来说,政治社会化已成为现实政治统治的基本内容;而对那些还在试图创建一个全新社会或刚刚获得政治统治的阶级来说,政治社会化则是创立新社会和实现政治统治的基础。对政治社会化的这种巨大的意义,马克思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②。
  现代西方学者认为,政治社会化在于模铸合格的政治人,使社会形成广泛的合法性基础,实现社会的稳定和有序,其终极价值仍然是社会的秩序性统治或治理。他们认为,政治社会化是一定的统治阶级为维护其政治统治,在特定的理论指导下,通过一定的渠道将政治文化传授给社会成员的过程;它对于政治生活的维系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不仅有可能使国家自身的合法性权威得到普遍的承认和接受,而且还有可能降低社会统治成本而达到有利于自己的社会稳定③。 “所有经验都充分表明,在任何情况下,统治都不会使自己局限于诉诸物质的或情感的动机,以此作为自身生存的基础。相反,任何一种统治都试图唤醒和培养人们对其合法性的信念。”④不仅如此,政治社会化研究的开山鼻祖伊斯顿认为,“政治体系获取支持的最有效且最重要的方式是透过政治社会化使政治体系的成员对于政治群体、体制及政府发展出积极的心理取向,而体系中原有的对政治世界的认识、情感和评价若能透过学习过程传递给新的一代,则有利于政治体系的稳定与持续”⑤。美国学者杰克·丹尼斯在对政治社会化研究进行深入分析后,也认为,“人们之所以对政治社会化过程进行如此重大的研究,主要原因是人们意识到:政治社会化过程与政治体系的稳定和根本变化有关”⑥。因此说,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政治社会化越是发达、开阔,政治文化就越能得到广泛的传播,而主导的政治文化传播得越广泛、深入,政治体系就越趋向于稳定、完善。这种相互关联,将政治社会化与政治体系的稳定终结性地联结起来,以至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不得不强调发挥政治社会化的秩序性功能。
  2.社会变革需要政治社会化的有效治理
  现代化是多层面的社会变迁过程,它涉及到人类思想和行为所有领域的变革。在时下中国,伴随经济的不断现代化,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政治取向都不同程度地发生着矛盾、冲突和震荡。社会正在从计划经济社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从同质单一性社会向异质多样性社会转型,从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型①,引起了文化、经济、政治、交往方式、传媒等政治社会化宏观环境的巨大变迁,深刻地影响着我国政治社会化的运行②。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在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出现多元化的积极趋势的同时,公民的社会责任意识、社会荣誉感和职业伦理有所弱化,政治信仰缺失,政治认同开始出现危机,而这又势必影响和制约当代中国的改革、发展、稳定。著名现代化理论学者英格尔斯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缺乏一种能力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③如果社会政治文化使得人们对推行政治变革的政府当局有着高度的政治认同和信任感,这种政治文化就会促进变革;反之则会阻碍变革。因此,持续稳定的政治秩序和民主政治何以可能成为这一时代的主题,强烈呼唤着公民政治社会化的有效治理和合格政治人的模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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