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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猎疑前记


□ 金克木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常想到所谓“文化”的问题。两种文化相撞不但是近年来的热门话题,而且是中国现实面临的问题。我们处在这问题中已经一百多年了。问题不是新的,也不是旧的,旧问题不断出新花样。
  我在《文化的解说》(北京三联书店版)小册子中曾试探从一个新角度考察这个问题。写这书以后三年多来又写了一些文章。现在辑出这十二篇,仍然是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继续探索。
   我越来越觉得,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相遇时的变化中主体的选择性是首要的。这是由承受外来文化冲击的一方的内部决定的。这内部倾向又是由其中绝大多数人的千百年积累下来的习惯决定的。中国、印度、日本同在十九世纪中叶(一八四○中国,一八五三日本,一八五七印度)受到欧洲十九世纪文化的由英美带头的猛烈冲击,后来的演变三国却迥然不同。印度读书人接触欧洲文化,直接读英文书,不经翻译。不会英文以及连本国拼音文字也不认识的人虽占人口大多数却被排斥在外。他们只见火车跑,不知它怎么跑和为什么跑,照旧遵循着千百年来的思想和行为的习惯道路过日子。日本武士、志士开始学欧洲文化时曾利用中国翻译的汉文书,以后才自己大量翻译,同时强迫全国人接受基础教育,消灭文盲,使大多数人能够共同接触外来文化。中国人得到欧洲的书后立刻按照一千几百年来的传统习惯由一人口授一人笔记翻译出来。这些称为“格致”的科技新书使能读汉文的日本人受益。中国人的大多数仍旧不识字或识字而不读这些书,把洋书和洋枪、洋炮、洋烟(鸦片和纸烟)、洋船(轮船)、洋教(基督教)、洋油(煤油)、洋火(火柴)等等一概当作“洋鬼子”的“洋货”,又要用,又憎恨。对中、印、日三国来说,外来的文化是一样的,而且都是用大炮轰进来的,接触者的心理倾向,特别是大多数人的心理倾向,却各有不同。这大多数人和只占少数的读书人不同,但又不能截然分开。文化并不专属于知书识字的。不读书本的自认没有“文化”,其实在文化中地位也许更重要。离开这些人的思想行为习惯倾向去谈文化,在文盲极少的现代日本或者还有点根据,在中国和印度都不见得符合实际的全貌,因而对变化很难看出苗头,也难解说结果。挨打时的自然反应不会个个人一样。要解释和预测,知道了打人者还得更着重考察了解挨打的本人。为什么《巴黎茶花女遗事》会在中国本世纪初受到那么大的欢迎呢?这难道不需要从中国接受者方面考察吗?
  这里的文章很单薄,够不上“深厚的解说”(thickinterpret-ation)。这些都不是结论的推演而是问题的追索,所以题为“猎疑”。我在《文化的解说》中提到过用符号学的眼光考察问题。这并不是说我做的就是符号学的(Semiotic)研究。不过,着眼于“对话”、“通讯”或信息交流(Communicstion),从文化符号探索其意义而作解说,确是我经常想到的。而且,看到语言和思想的关系,分别构造性的或音位学式的(emic)和非构造性的或语音学式的(etic)或说属内、属外的二者不同也是我所注意的。喜资料而轻探索,喜笼统而轻分析,喜答案而轻问题,好学而轻问,好研而轻究,好长篇大论而轻短小文章,如果这些是我们常有的倾向,我确是想将轻的加重的。这不是说原来重的不对而是觉得不应偏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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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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