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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游仙诗论略



  摘 要:魏晋游仙诗大致经历了建安、正始、太康、东晋初期四个阶段,主要创作者相应是曹操与曹植、阮籍与嵇康、陆机与左思、庾阐与郭璞诸人,从有无寄托、藻饰轻重、体式流转诸方面多有传承因革,可谓源流清晰,是有着内在的演化轨迹的。
  关键词:魏晋 游仙诗 演化轨迹
  
  魏晋时期有一种非常重要的诗体即游仙诗,从曹操、曹植绵延至庾阐、郭璞,终于达到这种诗体思想和艺术的顶峰。但当下的文学史似未加关注,一直也未被系统研究过。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讨论题目。或者忽略实际存在的许多阶段来研讨问题,很容易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这也是我们讨论魏晋游仙诗的又一层意思。
  
   一、曹操与曹植的游仙诗
  汉乐府民歌和五言诗中有不少游仙诗,它们是人们真实的羡仙求仙心理投射于诗歌的结果,也是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魏晋文人游仙诗最近的源头。建安诗人全面继承了汉末诗歌的成就,又赋予新的时代精神,开辟了一个新的诗世界。当然,作为这新世界的一分子,建安时期的游仙诗也呈现出一种新的风貌了。
  我们就从曹操游仙诗说起。他的游仙诗乍看与汉乐府中游仙作品并无二致,如:“东到泰山,仙人玉女下来遨游,骖驾玉龙饮玉浆。”(《气出倡》)其实有大不同。乐府游仙诗期待轻举高蹈,兼及服食长生,是求仙欲望的真实表现;而曹操“性不信天命”,当然,也不信神仙,曾感慨“痛哉世人,见欺神仙”,自然也就不会与求仙有关。相较以前的游仙诗,曹诗“被之管弦”,助兴侑酒,于是,饮酒祝寿的现实取代了服食长生的企望,醉意朦胧中的飘逸心态也即是暂时的神仙般的轻举高蹈。质言之,曹操游仙诗不改其“古直”诗风,既非真正追求列仙之趣,又并无更深的寄托之意,其真实作意当为宴饮中自娱娱宾之用。易言之,曹操以调笑的方式悄然颠覆了此前游仙诗求仙的迷妄,剥落了那层神秘的色彩,使之世俗化了,这也为曹植以后的有寄托的游仙诗创作打通了道路。而曹植的游仙诗若从体式分,则有杂言、四言、五言三种,杂言有《桂之树行》、《苦思行》,四言有《飞龙篇》,其它皆五言诗,也就是说,从体式上完成了游仙诗的五言转变(虽然曹丕也有《游仙诗》,但只一首,影响不能比曹植)。若从意旨上可分两类,一种无寄托,如其父,当是他前期作品,有《升天行》二首,《飞龙篇》等。另一种却是有寄托的,应该也是后期创作的,如《仙人篇》“四海一何局,九州安所知?”又如:《五游篇》“九州不足歩,愿得凌云翔。”还有《游仙诗》“人生不满百,戚戚少欢娱。”充满了愤懑之情与忧生之嗟,这是其忧患生涯在诗中必然应有的寄托。只须稍稍了解他惶急求生、自责自谴、颂恩乞怜的窘境就了然了:“臣自抱衅归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昼分而食,夜分而寝。诚以天网不可重罹,圣恩难可再恃。窃感《相鼠》之篇无礼遄死之义……以罪弃生,则违古贤夕改之劝,忍垢苟全,则犯诗人胡颜之讥……是矣愚臣徘徊于恩泽而不敢自弃者也。”(《责躬诗·序》)
  当然,曹植游仙诗文彩风流,远非乃父能比,如“绿萝缘玉树,光耀粲相晖”(《苦思行》),又如“灵液飞素波,兰桂上参天”(《升天行》)。这也甚为重要,同样影响后来甚巨。
  
  二、嵇康与阮籍的游仙诗
  嵇康诗一向被称为“清峻”,刘大杰先生说:“这种诗的意境是多么高远纯洁。”游国恩先生说:“他的诗着重表现一种清逸脱俗的境界。”我们觉得这种意境或境界也是贯穿于其游仙诗中的,具体而言,“清”是清远空灵,“峻”是傲视世俗。嵇康不同于曹氏父子,乃是真心追求养生长年的,对于委心自然与服食求仙,他是当作毕生事业来做的,认真而虔诚,所以这诗自然清俊不俗。其游仙诗四言与杂言学曹操,不尚藻饰,如《代秋胡歌诗》等,而五言则学曹植,自然清丽,如:《游仙诗》,《述志诗》,《五言诗》“俗人不可亲”等。
  嵇康游仙诗几乎是不讲寄托的,虽然时代是那样的苦闷,其人又是那样的激愤(他的激愤都倾泻在《幽愤诗》等抒怀诗中了,峻切愤慨,情感激烈)。要理解其游仙诗所表达的意趣,必须研究其养生论的特点。嵇康向往于“翔宇外”之“餐琼潄朝霞”,也许不能完全排除“常恐婴网罗”的忧惧,但无疑更存有“至人存诸己,隐璞乐玄虚”的企信。结合全部诗作来讨论嵇康游仙诗,正如王钟陵先生所言:“其实何独游仙诗,嵇康的诗文几乎都在抒写一种绝的人格。这种绝俗的人格的核心内容,即是‘与道逍遥’。”与嵇康不同,阮籍的游仙诗当然是讲寄托的。他没有以“游仙诗”命名的作品,但像《咏怀诗》“东南有射山”,“天网弥四野”,“人言愿延年”,“危冠切浮云”等,皆述飞升游仙之事,的是典型的游仙诗。值得注意的是,阮籍游仙诗几乎折射出其全部咏怀诗所含的信息,其寄托之意约有:其一,哀时之不遇,如:“嗟哉尼父志,何为居九夷?”其二,叹世道之险巇,如:“天网弥四野,六翮掩不舒。”其三,伤时之不我予,如:“白日陨隅谷,一夕不再朝。”其四,超世返真,复归自然,如“抗身青云中,网罗孰能制?”正是有此数重寄托,才使得阮籍游仙诗显示出了一种内在的深厚,表现为深沉的忧生之嗟和迁逝之感。而这是有渊源的,“从狭义讲,是对其父思想之家传,从广义讲,则是于建安诗歌之间血脉相通的地方。”需要解释的是,阮籍游仙诗己由建安诗歌慷慨悲凉之风转化为高远清丽而又沉重阴郁的艺术风格了,这既是政局动荡世事险恶投射所至,也是庄老逍遥玄学哲思涤荡的结果。至于其游仙诗体的上承,意旨上讲寄托,当然是向曹植看齐的,但诗艺方面就不这么简单了。钱基博说:“(阮诗)语与兴驱,势逐情起,全不雕琢,苍茫直吐,骨气奇高似陈王,而辞采不华茂。”这自然是谈阮诗总体风格,不过也完全适合其游仙诗。易言之,阮籍游仙诗以情纬文,骨气洞达,直追曹植,但不尚藻饰,直吐胸臆,又似曹操。因此,可以看出,嵇、阮所代表的正始游仙诗正是在继承建安游仙诗基础上发展的,但又自成面目,这主要表现为他们更加集中地抒写了己经觉醒了的个性心灵的痛苦与企向,同时又加之以哲学的升华,使游仙诗达到了极为宏大恢廓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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