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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游仙诗论略



  摘 要:魏晋游仙诗大致经历了建安、正始、太康、东晋初期四个阶段,主要创作者相应是曹操与曹植、阮籍与嵇康、陆机与左思、庾阐与郭璞诸人,从有无寄托、藻饰轻重、体式流转诸方面多有传承因革,可谓源流清晰,是有着内在的演化轨迹的。
  关键词:魏晋 游仙诗 演化轨迹
  
  魏晋时期有一种非常重要的诗体即游仙诗,从曹操、曹植绵延至庾阐、郭璞,终于达到这种诗体思想和艺术的顶峰。但当下的文学史似未加关注,一直也未被系统研究过。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讨论题目。或者忽略实际存在的许多阶段来研讨问题,很容易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这也是我们讨论魏晋游仙诗的又一层意思。
  
   一、曹操与曹植的游仙诗
  汉乐府民歌和五言诗中有不少游仙诗,它们是人们真实的羡仙求仙心理投射于诗歌的结果,也是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魏晋文人游仙诗最近的源头。建安诗人全面继承了汉末诗歌的成就,又赋予新的时代精神,开辟了一个新的诗世界。当然,作为这新世界的一分子,建安时期的游仙诗也呈现出一种新的风貌了。
  我们就从曹操游仙诗说起。他的游仙诗乍看与汉乐府中游仙作品并无二致,如:“东到泰山,仙人玉女下来遨游,骖驾玉龙饮玉浆。”(《气出倡》)其实有大不同。乐府游仙诗期待轻举高蹈,兼及服食长生,是求仙欲望的真实表现;而曹操“性不信天命”,当然,也不信神仙,曾感慨“痛哉世人,见欺神仙”,自然也就不会与求仙有关。相较以前的游仙诗,曹诗“被之管弦”,助兴侑酒,于是,饮酒祝寿的现实取代了服食长生的企望,醉意朦胧中的飘逸心态也即是暂时的神仙般的轻举高蹈。质言之,曹操游仙诗不改其“古直”诗风,既非真正追求列仙之趣,又并无更深的寄托之意,其真实作意当为宴饮中自娱娱宾之用。易言之,曹操以调笑的方式悄然颠覆了此前游仙诗求仙的迷妄,剥落了那层神秘的色彩,使之世俗化了,这也为曹植以后的有寄托的游仙诗创作打通了道路。而曹植的游仙诗若从体式分,则有杂言、四言、五言三种,杂言有《桂之树行》、《苦思行》,四言有《飞龙篇》,其它皆五言诗,也就是说,从体式上完成了游仙诗的五言转变(虽然曹丕也有《游仙诗》,但只一首,影响不能比曹植)。若从意旨上可分两类,一种无寄托,如其父,当是他前期作品,有《升天行》二首,《飞龙篇》等。另一种却是有寄托的,应该也是后期创作的,如《仙人篇》“四海一何局,九州安所知?”又如:《五游篇》“九州不足歩,愿得凌云翔。”还有《游仙诗》“人生不满百,戚戚少欢娱。”充满了愤懑之情与忧生之嗟,这是其忧患生涯在诗中必然应有的寄托。只须稍稍了解他惶急求生、自责自谴、颂恩乞怜的窘境就了然了:“臣自抱衅归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昼分而食,夜分而寝。诚以天网不可重罹,圣恩难可再恃。窃感《相鼠》之篇无礼遄死之义……以罪弃生,则违古贤夕改之劝,忍垢苟全,则犯诗人胡颜之讥……是矣愚臣徘徊于恩泽而不敢自弃者也。”(《责躬诗·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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