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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学的“无意”精神


□ 程 刚

  摘 要:梳理中国诗学中关于“无意”的创作理论,联系画论、书论并从其复杂的思想根源着手进行细致的辨析。区别四类“无意”,即“无意于人”之无意,“无意于文”之无意,“无意求工”之无意和“发于无意”之无意。
  关键词:无意于人;无意于文;无意求工;发于无意;中国诗学
  我们的文艺理论中有一种奇怪的现象,一方面强调艺术作品要有为而作,要“语不惊人死不休”,另一方面则认为真正好的作品往往是“信手拈得俱天成”的“无意之作”。而且这种论调遍布诗文书画各类艺术领域。论书法如苏轼在《评草书》中说:“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论绘画如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说:“运思挥毫,意不在于画,故得于画矣。”看似悖论,其中实蕴藏着深厚的思想基础。笔者以为中国诗学中关于“无意”的创作理论大致有四类,其一是“无意于人”,就是在创作中所强调“为己”而非“为人”的动机。其二是“无意于文”,是受“道本文末”思想的影响,强调艺术创作应该从根源处着手,“用力于道”而“无意于文”。第三是“无意求工”,就是说真正好的作品是对技巧的超越,是“无法之法”,而不是拘泥于法则有意求工。第四是“发于无意”,这是指在文艺创作中的无意识问题。假如前面三类“无意”可作“无意愿”解,那么第四个“发于无意”则应该是“无意识”的“无意”,指作者在无意识的控制下的艺术创作。
  “无意于人”的“自适其适”
  康德区分了道德的自律与他律,新马克思主义美学将其引入艺术理论,认为艺术也应该是自律而非他律的。在我们的古典诗学中同时存在着这样的两派,即“文以载道”的他律与“自适其适”自律。所谓艺术的他律与自律具体说就是是否存在包括政治的、伦理的、功利的、他人的等等方面对艺术的外在约束。他们的区别简单说就是“为人”的艺术与“为己”的艺术的区别。在这种自律与他律的纠缠中,刘小枫说艺术自律性“在中国古典美学中向来是十分突出的”[1](P269)也就是说强调艺术是为己的,而不是取悦于人的,这种思想在我们的古典艺术理论中是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胡晓明说我们古代文艺作品的评价标准第一项“乃在‘为己’与‘悦人’之分”“‘为己’是真乐事……‘悦人’则俗”。[2](P231)“为己”是我们所要说的“无意于人”,为高;“悦人”则是我们所要说的“有意于人”,为俗。清代诗论家吴乔说:“自六经子史以至于诗余,皆是自说己意,未有代他人说话者。惟元人就古事作杂剧,始代他人说话……代他人说话,故曰俗体。”[3](P160)就是说古代除掉元曲这种文体,经史子集都是“自说己意”的“为己”,而不是“代人说话”的“悦人”,所以这样的作品品位才高,反之则俗。黄庭坚说过:

  谢康乐、庾义城之于诗,炉锤之功不遗力也。然陶彭泽之墙数仞,谢庾未能窥者,何哉?盖二子有意于俗人赞毁其工拙,渊明直寄焉耳。(《山谷题跋》卷七《论诗》)
  宋时叶梦得评谢诗“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句说:“此语之工正在无所用意,猝然与景相遇,借以成章,不假绳削,故非常精所能到,诗家妙处,当须以此为根本,而思苦言难者往往不悟。”[4](P389)谢灵运诗歌清新自然、不事雕琢可算是“无所用意”的无意于诗了,颜延之曾因汤惠休“谢诗如芙蓉出水,颜诗如错采镂金”的评论而抱憾终身。而就是这样的诗人与陶渊明比起来在“为人”与“为己”上又落一层。刘熙载《艺概·诗概》说:“诗以悦人为心与以夸人为心,品格何在?”谢、庾就是刘熙载说的“夸人为心”,其落俗处就在以赢得别人赞誉为荣的“有意于人”,过于在意别人的赞毁,刻意追求取悦于人,所以好裁剪好雕饰好炫才。强调“为己之学”的思想在儒家在道家都有。《庄子·大宗师》与《骈拇》中有两段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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