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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点感言


□ 郎绍君

  《文艺研究》创刊三十周年了,恰好,我到中国艺术研究院也是三十年。在这三十年里,我从《文艺研究》学习到了许多东西,也得到了新老两代编辑的抬爱。我与许多刊物有文字联系,但刊发最多、交往最密切的,还是《文艺研究》尤其在姚振仁先生主持编辑工作的“恭王府时期”。那些年,国内的文艺刊物还不像现在这么多,也没有这么亲近商业;编辑和作者的关系很单纯,没有当下这样多“利”的因素。在和姚先生的交往中,我懂得了编辑作为一种事业的意义,知道了什么叫做好的编辑——他们读书多、识见广、思想开放,有真诚的人文关怀,能够全身心投入。他们的真诚与认真,“逼”着你不能不全力以赴。
  《文艺研究》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也是文艺领域改革开放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我的感觉是,扎实、稳健而有针对性的理论探讨,是它的基本特色。在中国三十年寻求新变、波澜起伏的文艺潮涌中,它不是冲浪的弄潮儿,也不是带着救生圈的岸边泳者,而像一个熟悉水性、紧随大潮、挥桨前行的舟子。这可以理解。《文艺研究》是文化部主管的学术刊物,也是体制内的期刊,它要为逐渐转型中的现行体制和意识形态服务,易言之,要为国家的改革开放这个总目标发挥作用。而改革开放是一个有序的渐变过程,不是“左”的守旧,也不是“右”的自由化。但至少在文艺界,对于改革开放的理解和态度并不一致——抵制的、激进的、观望的、投机的,都有。《文艺研究》的“扎实、稳健”,第一表现在它对学术理念的坚持,第二表现在它对“非争鸣性”的坚持,第三表现在它坚持开放但又不过激的态度。它传递主流的声音,也涵容一定的“体制外”、“非主流”的声音(这些声音,特别是后者,是漂泊流动的),这在社会转型时期,在“摸着石头过河”的现代化探索过程中,是十分正常的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要观察和总结三十年来中国文艺思想的多方面变化,《文艺研究》这个窗口的价值不能忽视。
  作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院刊,《文艺研究》对内面向全院,对外面向整个文艺理论界。这就意味着,除了普适性的文学艺术理论问题之外,它还要关注美术、戏剧、音乐、影视、舞蹈、曲艺等各门类艺术,组织和发表研究它们的历史、语言、功能等各方面特殊性的文章,并为它们的相互交流提供一个平台。对于《文艺研究》,我除了关心美术研究的文字,也喜欢看其他理论研究的文章,虽然我的阅读多是走马观花、不求甚解,也还是获得了不少知识,受到了很多启发。
  美术行当有其特殊性,需要有独特的专业性把握,但美术绝非孤立的存在,它和姊妹艺术有诸多相通处、相关处。对各门类艺术的广泛关心,对于开阔眼光、连类比较,大大有益。《文艺研究》这个平台,在一定程度上把各种理论的交流推向了更深更广的层面。譬如,前两年由杂志社和有关单位组织的“风景的当代方式”座谈会,邀请各界学者如余虹、张法、陶东风、崔卫平、肖鹰、曹卫东、王家新等,与美术理论家一起,通过一个展场的作品谈论风景问题,这便是有突破意义的尝试。在当代中国,“完整”的美术展览都要举办“学术研讨会”,请一些美术批评家发表意见。但美术界一向缺乏批评的勇气和氛围,加之人文修养的相对贫乏,“学术讨论”大多是走走形式,说些“格式化”、应酬性的套话而已。当下的美术家,多已沦落为失掉意义追求、可批量生产的商业画家;当下的美术批评,也大多沦为商业性“广告”。如何改变这种现状,强化它们关注人生与社会、追求观念与意义的力度,是一个迫切的问题。扩展美术批评的对象和范围,改善美术批评主体的结构,请人文学者、社科学者广泛地参与进来,应该是提升美术批评质量、改变美术现状的有效途径。《文艺研究》在这方面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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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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