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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权——中国的逆现代性


□ 方 钦

  一个文明对于世界的意义,远非止于器物。譬如汉谟拉比法典在现代世界的影响更甚于金字塔。因为后者代表的是一个历史坐标,诉说着人类曾经拥有的辉煌;前者却是我们的先人迈下的足迹,告诉我们前行的方向。同样,中华文明对于世界的意义也更值得我们思虑。环顾世界各个文明,两河流域、古埃及,这些悠久的古老文明大多经历了三千年便灭绝了。而如今我们所见的西方文明则是以曲线形式进入现代世界的。再反观中华文明,不仅没有经历灭绝,甚而直线进入了现代世界,这样强大的文化生命力绝不会仅仅只是四大发明的功劳而已。当我们审视自身历史便会发现,在数千年的时间里,一套旷古绝今的制度支撑起整个中华文明的延续。
  皇权,这是一个对我们国人而言无需解释的词汇。当然,皇权并非中国所首创,也不是中国所独有。但世界历史上恐怕很难再找出一个国家能够把皇权精神发挥到如我们这样登峰造极的程度,也很难再找到一个民族能够像我们这样对其有着侵入肌理的文化记忆。因此,在有些学者看来不能简单地视中国的皇权为一种政制,甚至也不能把它算作是一种单一制度整体,而是包含规则、规范、信念以及组织等诸制度要素在内的,涵盖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的一整套多元系统。
  在中国皇权之影响,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来说,都远超乎我们所能想象。在长达两千年的时间长河里,皇权制度有效维系了中华文明的整合与成长。但我们也应当认识到,皇权制度所取得的所有成就,依赖的是一套不同于现代制度的模式,其使得中国走上了一条完全悖逆于现代世界进程的道路。因此,皇权从本质上而言全然是逆现代性的。这样当中华文明面对现代世界的逼近时,皇权就成为一种必须逾越的鸿沟。乃至今时今日,我们仍不能确信自己是否已经真正挣脱了这种制度的影响,其种种逆现代性的遗存仍然能够成为当代中国制度演变过程中的最大阻碍因素。
  然而与皇权逆现代性之影响形成对比的是,至今我们仍鲜见有深入系统地反思皇权的著作。这并不是说国人对于渗透自身生活方方面面的皇权缺乏体认,中国历史上从来不缺乏质疑皇权的思想。东晋的鲍敬言,唐时皮日休、无能子,直到晚明的黄宗羲,激辩皇权之恶的声音不绝于耳。但不能不承认这些抨击对于我们认识皇权本质助益有限。自西方启蒙思想进入中国后,从严复到顾准,我们对于皇权政体相关的各个领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不过对于遍布中国社会系统各层面的皇权制度来说,除了不同学科各自分散零星的研究之外,一种系统的、整体的审视中国逆现代性因素的研究或许更能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中国的制度变迁。《中国皇权制度研究——以十六世纪前后中国制度形态及其法理为焦点》一书,则可以看做是在这个方向上的一次探索。
  “权者,君之所独制”,这正是皇权的核心要义。当中国古代的智者围绕着这一精神建构起一套日益细密的权力系统时,中国的皇权制度就不再是一套僵化的规则体制、古板的思想观念,而是一具拥有顽固生命力与繁殖力的、活生生的有机体,“皇权是一个具有深刻生命机理、具有日益统一完整生命形态的制度体系”(76页)。对于这样的生命形态,需要的是深入机理的细致解剖,解析中国政体的“生命机体的机构方式及其生命信息传导复制的基本方式,有着关键的意义”(72页)。所以,王毅先生对于皇权制度的分析选择了一条不同于传统的进路。既不是简单的对于中国皇权体制各机能的概览性介绍,也不是从皇权观念着手的思想史研究,而是类似于一种福柯意义上的权力形态学研究,是对皇权的权力本身内在结构、其生存方式、运行机理、发展过程的认知。这样,作者分析的皇权制度自然就拥有了不同于我们通常理解的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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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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