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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杭七年间


□ 郭 梅

屈指算来,我毕业两个七年了,外祖母病逝也已经两个七年了。
十四年来,母亲常常喃喃自语:“我真是对不起你们外婆呀,真是对不起她!”———尤其是在家人团团围坐乐叙天伦的时候,她会冷不丁冒出这么一句,让我和弟弟心头凄紧,相顾无言,心底里则浮现出外祖母端丽慈祥的笑脸。
我是母亲的长女,也是大家庭里唯一的女孩,杭州话叫“噶许多肉里夹了一块萝卜”,很是遭大人稀罕。又因为是双胞胎(妹妹夭亡)早产儿,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从不会吃饭时起吃药就成了生命的第一需要,被母亲的同事们戏称为“社会主义公费医疗的苗”,以区别于同龄的“社会主义的苗”,所以大人都说“格个伢儿能养活就不错了”,一直对我娇宠有加。尤其外婆,对我这个她等了整整一个花甲才等到的第一个孙辈,更是不知道怎么疼才好呢。记忆中,最初的外婆是在杭州城北的拱宸桥,那摇摇欲坠的草舍里。冬夜,一灯如豆,外婆勾着头,细细地为别人的新衣钉纽扣,她花白的短发疏疏地垂在补丁叠补丁的肩上,嘴里还低低地教我背:“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那些年,因为有个远在大墙之内的“反革命”舅舅,我找小朋友玩不是遭白眼就是落个鼻青脸肿,索性便足不出户,整日里与《新华字典》和《大刀记》什么的相厮守。妈妈颇不忍,总为我尽量找些好书,外婆也常指着窗外嬉戏的群童对我说:“不要羡慕他们,有书看,就是你的福气。”于是我的童年就这样在无边的翼护下悄然绽放成一串莹润温馨的记事珠,在时光深处流光溢彩。忘不了,“困人天气日初长”的时节,我习惯地倚着门前丝瓜架撑出的一派沁凉,一边生吞格林活剥安徒生,一边照管芦花鸡带着她的孩子们分外欢势地觅食。一天,我迷醉于《海的女儿》,竟任凭心爱的小白鸡惨遭“猫吻”,发现后,不禁又悔又恨,放声号啕。妈妈闻听赶紧取来药水、敷料,教我替奄奄一息的小生灵疗伤。渐渐地,它痊愈了,长大了,见了我就“咯咯咯”地殷勤招呼,还天天生双黄蛋,我开心极了。妈妈说:“把这件事记下来吧。”我便写了,短得可怜的几行字,还发了句“感慨”:“要是外婆属狼就好了,那我就可以做勇敢的小红帽了!”惹得妈妈和外婆相视而笑,动情地说了一句我很久很久以后才真正明白的话:“你舅舅会回来的,我们的日子会好起来的!”
正如席慕蓉所言,我“一直在被宠爱与被保护的环境里成长”,论年龄是独生子女小皇帝们的“长辈”,但却完全享受了独生子女式的待遇。于是,在我考上大学要离家的时候,母亲大大地犯了愁:“你在家连块手帕都不洗的,到学校怎么过日子啊?”不记得当时她和外婆是怎么费劲张罗的,但张罗的结果记忆犹新:我的行李鼓鼓囊囊的应有尽有,其中有两样东西很是让我的同学们艳羡:被套和卫生巾———那是1985年,家家都用被里被面缝被子,母亲怕我在学校找不到乒乓球桌之类的“缝制工作台”,而针线活一流的外婆更怕她就是再怎么教,从小不做家务的外孙女也临时抱不了女红这佛脚,所以,她俩硬是想出了“被套”这个能救我大驾的辙。一床暗红隐花的,一床淡绿碎花的,细软的棉布被套,开口用扣子绾合,舒适,方便。我不敢说日后成为每家每户日常用品的被套是我家发明的,但外祖母和母亲“自行设计加工”的被套在我的记忆里,永远享有专利权。还有,母亲给我带了足够一个学期使用的卫生巾———如意牌,全国第一个牌子的卫生巾,浙江率先试生产的,当时还远没有普及。我的室友们哪怕是北京姑娘上海小姐,对它也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虽然现在的女人用品层出不穷,如意牌也已经在近年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我知道,自己将始终记得,它当时的价格是五毛钱一包,在绝大多数女人眼里是绝对的奢侈品。
我就这样带着庞大的箱包在父母的双双护送下上了大学。看新同学大都是自己来报到的,很是难为情,但爸爸妈妈马上把责任担了过去:“你体质弱,一个人来我们不放心的。何况我们路近啊。”那时,交通远没有现在方便,又没实行双休,所以虽然上海离杭州不远,我在假期回家的可能性还是几乎无限地趋向于零。现在司空见惯的电话和手机在当时也是天方夜谭,而我写信的频率永远也满足不了爱女如珍宝的父母亲。于是每个学期末我回家的日子就成了家里的节日,不管是否周末,父亲一定会到车站接我,外婆则在家整治满满一桌我最喜欢的菜肴等着我。说来也怪,几乎每次回家都下雨,我“雨神娘娘”的雅号便在家叫开了。有一次春节前返乡,天降大雪,我坐的那趟车一误再误,居然慢腾腾爬了八个多小时才到终点,而父亲就在火车站饥寒交迫地死等了我好几个钟头,望眼欲穿。在他终于看到我的那一瞬间,急切切问的第一句话是:“饿坏了吧?冷不冷?……”从此,我的诨号有了升级版:雪花仙子。
记得那个时候,妈妈不管是嘴上还是纸上,最喜欢唠叨的是:“多写信啊!”而我呢,刚刚上了中文系,自以为懂得文学了,总觉得家书无非流水账,并不是优秀的尺牍作品,有啥可写的?所以写家信的热情远不如给各地的中学同学寄生日贺卡的兴致高。估计妈妈很是失望吧,有段时间便经常给我买好几叠带邮资的信封。现在想来,她这样做的本意一定是怕我嫌买邮票贴邮票麻烦,而我当时不仅不领情,反而还因此埋怨她。因为寝室里有个喜欢顺手牵羊的人,在我们把现金和饭菜票都“坚壁清野”之后,她的目标就改换为我的邮资信封了……有次暑假回家,无意中发现门背后挂着个大铁夹子,我写的家书一封不少地按照时间先后整整齐齐地夹在那儿,每一封上面,都有父亲或母亲的笔迹清楚地标着收到的时间。当时,不由得我又是感动又是惭愧———父母给我的信,我随看随丢,没一封保存下来的。更何况每次在被叮咛“多写信”的时候,我不是阳奉阴违就是颇有些不耐烦,惭愧啊!李春波创作《一封家书》的触因,应该和我当时的心境相仿佛吧,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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