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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校岁月


□ 陈骏涛

1969年11月,在“文革”极左的政治氛围中,学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今之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大队人马奔赴地处河南的“五七干校”。文学研究所作为学部“五七干校”的一支先遣连队,百数十口人(连同家属)先是在罗山县,旋即又转移到河南最贫瘠的地区之一——息县,最后则集中到信阳地区一个废弃的坦克兵营里,历时近三年。在这近三年里,我作为文学研究所干校的一员,除了两次探亲假外,自始至终没有离开过干校。
现在大家都很清楚了,“五七干校”是“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的产物。它的源头是来自于毛泽东1966年5月7日给林彪的一封信。毛泽东在这封信中说:“军队是一个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以做各种工作”;扩而言之,工人、农民、学生、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除了做本职工作外,也可以做各种工作。后来,林彪等人便利用了毛泽东这封信,搞起了“五七干校”。名曰“下放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实际上成了排除异己、惩罚干部、摧残知识分子的一种手段。把大批的干部和知识分子,送到干校去,使许多国家急需的有用人才,大量的财力和物力,统统付诸东流。
不过,在“文革”当时,多数人都是这样想的:搞干校,这是毛主席的英明决策,只有无条件地服从,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有远见卓识者并非没有,但恐怕只占极少数,绝大多数人都处于不觉悟的状态,即令有所不满,也不敢往别处想。我个人当时也属于不觉悟人群中的一员。尽管下干校的时候我女儿出世才四个月,正是家中最需要人手的时候,但我还是心甘情愿地下去了,我把这看成是“脱胎换骨,改造旧我”的一个大好机会,甚至做好了长期下放的精神准备。因此当军宣队决定让我充当文学所的“先遣队”先行一步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先遣队”有十多人,不仅有像我这样的年轻人,也有像钱钟书那样年近“耳顺”的老先生。这是一种十分奇妙的组合,不知道当时军宣队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让钱钟书、何其芳、俞平伯这样根本不适合体力劳动的大学者,连同他们的家属,无一例外地都到干校去,这是极为罕见的一种做法。当时俞平伯年近“古稀”,带着比他还年长的小脚的老伴,到了干校,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生活还不能完全自理,只能成天呆在屋里搓麻绳——名曰改造,实则是惩罚。钱钟书腿脚还比较灵便,分派他当了一名邮差,外兼工具管理,但学者毕竟是学者,他在往返邮电所的途中,还没有忘记带一本外文词典(先生有名言曰:“字典乃旅途之良伴也”)。何其芳则当了一名猪倌,这位干什么事都认真、投入的老先生,居然很快就与猪们打成了一片,甚至到了“猪忧亦忧,猪喜亦喜”的地步……这实实在在是当代学者的一种悲哀!然而更可悲的是,当时我们当中的多数人却并不以此为悲哀,其中自然包括我自己!
开始的时候,我劲头十足,干什么事都力求争先。11月份到罗山,我先是负责炊事班的工作,大批人马来了以后,改任保管员。12月从罗山迁往息县东岳镇的时候,我又自觉自愿地充当搬家现场指挥,以至于后来被钱钟书先生调侃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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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山西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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