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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村:拼命抱住最后一些土


□ 柳冬妩


  中国乡土大地历史悠远,沧桑厚重,一直是诗人写作的源头,田园情结在诗歌里已呼吸了几千年,而散布在中国大地的上百万个自然村落自然就成了几千年农业文明的自然载体。但在二十世纪末期,随着城市的快速崛起,一个国家的乡村史终于被史无前例地改写、刷新或者终结。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是这些变化的主体,同时也是强烈的感受者,他们当中触角敏锐的“打工诗人”更痛切地感受到这种变化,更应真切地表现出这些变化,表现出这些变化中最能代表时代鲜明特征和意义的部分,透视出乡土中国梦魇般的生存图景。“打工诗人”绝大部分出身乡村,乡村事物和乡村经历是一种不可忽略的背景。但对打工诗人写作进行考察之后,我发现对打工诗人影响更大的不是他们家乡有“空心村”,却是乡村的另类——“城中村”。城中村与农民工,这两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过渡性称谓,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构成了一个时代的宿命。雅斯贝尔斯说:“过渡阶段是一个悲剧地带”,打工诗人就是悲剧的承担者。城中村是打工诗人现在的栖息场,是他们孤寂、焦灼或淡漠的目光一直深切关注的存在之网,也是他们在行为和灵魂搏斗中企图触及和超越的最真实的真实。甚至可以说,中国的变迁实际上就是两个村庄的变迁,中国的冲突就是两类乡村的冲突。打工诗人的写作在中国两个乡村的广阔背景中突现出我们民族的命运。他们的写作与他们自身的命运一样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乡土中国的沧桑变化,痛苦或幸福的经历。“打工诗人”直面都市层层推进、乡村节节败退景况,在古老与现代碰撞中,在农业文明蜕变语境中,书写心灵遭遇的激烈分化和冲突。在进入打工诗人的“村庄”之前,先看看著名诗人杨克的《在东莞遇见一小块稻田》,有助于我们对打工诗人写作背景的洞察。
  厂房的脚趾缝/ 矮脚稻 /拼命抱住最后一些土 //它的根锚 /疲惫地张着 //愤怒的手想从泥水里 /抠出鸟声和虫叫 /从一片亮汪汪的阳光里/ 我看见禾叶/ 耸起的背脊 //一株株稻穗在拔节/ 谷粒灌浆在夏风中微微笑着/ 跟我交谈 //顿时我从喧嚣浮躁的汪洋大海里 /拧干自己 /像一件白衬衣 //昨天我怎么也没想到 /在东莞 /我竟然遇见一小块稻田 /青黄的稻穗/ 一直晃在 /欣喜和悲痛的瞬间
  东莞作为工业时代让人自豪又让人沮丧的新兴城市, 这个二十年前还是一个素有“鱼米之乡”之称的农业县,如今已脱胎换骨成国际制造业名城,近千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工”躬身其间,为数众多的打工诗人在村镇之间流徙和歌吟。“厂房的脚趾缝 /矮脚稻 /拼命抱住最后一些土 ”。工业社会,钢铁的客人踏碎了田间的小路,人类失去了最后的田园牧歌情调和与大地的联系。诗人写出了对田园和大地的怀思,对精神性和灵魂的关注,对异化的敏感和拒绝。诗人在感受着土地的疼痛,“愤怒的手想从泥水里 /抠出鸟声和虫叫”。诗人对“一小块稻田”热忱而明显的问候是自然而不可抑制的,对城市迫切而焦急的关照也充满善意的爱护。稻田是乡村的象征。乡村是人类的童年和暮色,是回忆中有星星和月亮的夜空。但工业化飓风催生的城市化浪潮,使东莞六百多个行政村几乎都看不出乡村的影子,已变成“速成”性质的现代都市的一部分,黄麻岭便是其中最普通的一个村庄。城市对农村的步步侵吞,动态的城市文化不断向乡村文化渗透,而静态的乡村文化或趋从,或退缩,或负隅顽抗,农村的退让或臣服是势在必行。对置身其中的“打工妹诗人”郑小琼而言,黄麻岭村便是一个无穷无尽的暗示,为她提供一种巨大的想像力。打工诗人以诗的折光,再现和观照了变革时期的“乡村”生活场景和生命景观。工业生命力在打工诗歌中闪烁的火花映现了我们身后漫长的村庄阴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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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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