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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一刊 :从文化年代到媒体年代


□ 胡 泳

  拿到《三联生活周刊》(以下简称《生活》)的纪念文集《〈三联生活周刊〉十年》,很仔细地翻了一遍,感受到一种亲历历史的亲切。《生活》的历史充满了变化,书上有篇文章说陆续有二百六十多人先后进出。这就导致能够完整地讲出这本刊物变化过程的人很少,纪念文集起了梳理和集纳的作用,我也得以了解《生活》诞生和发展的前前后后,除了自己比较熟悉的那段时期以外。惟一的遗憾是看完后不太过瘾,我想这跟编书的初衷有关,记得约稿函上说是要参与者个性化的回忆文字,不做宏大叙事,亦无全面反思。这造成此书记录的都是断片,一些重大的变化语焉不详,比如对社会资本参与经营的跌跌撞撞的摸索,比如文化味道与新闻报道这一对“冤家”的关系如何得到有效的处理等等。
  编书者不求宏大叙事,但《生活》十年了,难免要从宏大叙事谈起。《生活》是顺势而起的,不能不到它创办和发展的时代背景里面寻找成功的原因。这个原因,我简单地认为,就是《生活》完成了一个从文化年代到媒体年代的转型。李敖写《北京法源寺》,最后说:“艾略特已咬定小说到了福楼拜和詹姆士之后已无可为,但那还是七十年前说的。艾略特若看到七十年后现代影视的挑战,将更惊讶于小说在视觉映像上的落伍和在传播媒体上的败绩。……那些妄想靠小说笔触来说故事的也好、纠缠形式的也罢,其实都难挽回小说的颓局。”这段话拿到中国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说也完全贴切。八十年代整个文学具有强烈的文化中心意识,新闻媒体在那个时候并不凸显,反而是小说和报告文学高调地扮演着干预生活的角色。一九九五年开始担纲《生活》的朱伟,原来的职业正是写小说、编小说,小说有毋庸置疑的中心话语权。但是很快,进入九十年代,时代的变化导致文学的眼球效应丧失,国人的精力被电子类产品和快节奏的生活瓜分。在强敌压境的时候文学孤城里的人又偏偏摆脱不了故步自封,对脚下这块土地上所发生的一切越来越疏远,越来越淡漠,结果是留下了大块大块的空白给新闻人来填补。
  有意思的是,《生活》在九十年代初酝酿创刊的时候本不想完全抛弃文学,首任执行主编钱钢曾提出“三界共生,系统运作”,即依靠新闻界、文学界和学术界,共同打造一本品质优秀的新闻周刊。“其办刊过程,将是融合‘三界’优长,改变学科思维习性,推动人才相互砥砺、相互激发,形成新的共生群落的过程。”这个理想显然没能实现。
  八十年代北京文学写作圈的中心人物是李陀,据朱伟说,当时未被社会认可、有探索性的作品往往会从各种渠道流到李陀那里,经他鉴定之后,再从他手中流给各等编辑。一九九五年《生活》筹备复刊,李陀是策划之一,所以我们可以从李陀后来对文学的评价中找到“三界”之文学界何以不能帮助《生活》成长的端倪。《上海文学》曾发表李陀的访谈《漫谈“纯文学”》,这篇文章认为,一度在八十年代产生过积极影响的“纯文学”观念在九十年代成为关于文学的主流观念,并致使作家和批评家“拒绝和社会以文学的方式进行互动,更不必说以文学的方式参与当前的社会变革”。李陀提出这一问题的理由是:九十年代,在思想、理论界和中国的社会变革密切相关的论争当中,并没有文学界的声音;另外是“七十年代写作”尤其是“个人化写作”被提高到了不适当的位置。九十年代的文学界“主动放弃了对社会重大问题发言的权利”,作家和批评家拘囿于自身的意识形态立场的视野之中,丧失了描述(实则是建构)社会总体图景的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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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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