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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林斤澜聊天


□ 赵大年

  1980年,我这个农机技术员调入北京作家协会时,抬头一看,这里的专业作家犹如参天大树,老的有萧军、杨沫、端木蕻良、雷加,中年的王蒙、邓友梅、从维熙、刘绍棠,结束“流放生涯”后,佳作如井喷,被誉为“重放的鲜花”。我有心向他们学习,却不敢交往。介乎大树和井喷之间,有个半老不老的林斤澜,开会与我同住一屋,擅长打呼噜,早起又笑眯眯地道歉,“呼噜打得水平不高,你凑合着听吧。”即令如此,我还是愿意跟他“同居”。后来待遇提高了,开会也好,旅游也好,住单间,得空儿我就往林斤澜屋里跑。不光是我,他屋里常聚集三五位文友,聊大天儿。聊天——谁创造的这个词?妙不可言!天空有多少鸟,云彩是啥形状,百无禁忌,畅所欲言,谈文论艺,自由浪漫。“话不投机半句多”,人家自然不来,也没谁请谁来。“人逢知己千杯少”,以茶代酒,也可清心醒脑。此种场合,能学到好玩意儿。我学写剧本时,住在上海电影厂文学部,文友们就常聚到李屋里聊天,听他神聊神侃,通宵达旦。“某某写了半辈子剧本,至今没明白什么是戏?北京的小青年都懂,从影院出来,说声‘没戏’,这部影片也就盖棺论定了。”林斤澜屋里谈论的是“文”,你说说,什么是文学?哈,敝人在“反右”后一度失业,穷而为文,卖文糊口,那是文学吗?我想在林斤澜的聊天室寻找一把金钥匙,也好跨入文学之门。
  北京作协的一次党支部会上,浩然因为广东批评他的《金光大道》,不服气,说“我写小说态度是真诚的”。林斤澜说,“你对政策是真诚的,对农民、对生活,不真诚”。杨沫说的则是《芳菲之歌》她写了8年,因为受到(当时)文艺政策“三突出”的影响,现在怎么修改也不行了,决心全部推倒重来,说着流下了眼泪。他二人的话使我深受感动,从此尊称林大哥,杨沫大姐。
  1988年北京作协在西郊田园庄开代表大会,白天是总结、换届之俗务,晚饭后文友们到林斤澜屋里聊天,才是兴致盎然的求学机会。散会那天,工作人员宣布,“代表们乘大客车进城,终点是六部口;当选的主席、副主席,另有小车送回家。”林斤澜是副主席,他不要小汽车,而是陪着年长的汪曾祺一同乘大车,到六部口之后又护送汪老乘公共汽车回到城南家中,然后再回自己西便门的家。是年,林大哥也六十有五了,往返奔波,看重的是友情,是对汪曾祺文学造诣的崇敬。聊天时,他竖起大拇指告诉我,“人家(汪老)是这个!”
  我也说过汪曾祺、林斤澜的短篇小说写得真好,精炼而精彩,越老写得越好。没当他俩的面,不算拍马。一次同赴洛阳牡丹节,还有邓友梅、陈建功,坐火车也聊天,我说《受戒》可以传世。这可不得了啦,汪老鼓着眼珠瞪我,林大哥斥我当面吹捧,又说,“咱们这些人要真能留下二十个字就不错!”我猜他指的是五言诗吧,譬如《唐诗三百首》里,很好的诗人不也就只留下了20个字么。
  林大哥主编《北京文学》时,大概见过我的小小说,就领着编辑章德宁来我家约稿,要我写一组千把字的小小说。我有点兴奋,如同应试,快速交卷。反响也许不错,其中一篇《熬鹰》,唐达成叫好,有转载和译文,一篇《智力测验》改编拍片。我很想聆听林大哥的指教,又是聊天时,他毫不客气地说那是“一个烧饼,烧饼一个”。
  多年来,跟林斤澜聊天都是一种享乐,更是一种学习,这是课堂里学不到、书本上读不到、开大会也听不到的一门文学、人学。
  责任编辑 张颐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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