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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歌谣作为新诗自我建构的资源:谱系\形态与难题


□ 张桃洲

  内容提要:在中国新诗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均有向民间歌谣汲取、借鉴的倡导和实践。本文从新诗自我建构的角度,考察了歌谣作为一种重要资源,参与新诗寻求文类合法性、探索风格多样化和更新文本与文化形态的过程,辨析了二者在互动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功和遭遇的困境,由此指出:在现代性语境中,歌谣自身的拘囿限制了其对于新诗建构的可能性。
  
  关于新诗与民间歌谣的议题历来不乏关注者,论者多着眼于文体形式借镜、文艺大众化、民间文化转换等角度,探讨二者的复杂联系。笔者认为,从新诗历史进程来看,歌谣从一开始就参与了新诗寻求文类合法性、探索风格多样化和更新文本与文化形态的过程:早在新文学诞生之初,歌谣就作为重要的民间文化和文艺样态而受到重视,从1920年代胡适、刘半农、周作人等人的倡导与尝试,到1930年代沈从文、中国诗歌会诗人的不同择取,再到1940年代“民歌体”的实践和1950年代后期“新民歌运动”的极端推举,及至1980-90年代大众文化浪潮中“新民谣”的变奏,有一条线索分明的脉络伴随着新诗的发展,虽然其间存在着分化、交错的情形。这里,除1980-90年代的“新民谣”溢出本文论阈外,上述种种与歌谣相关的诗学活动,可被视为新诗在自我建构过程中求“新”、趋“变”的举措——在这一过程中,歌谣所获得的认同和遭遇的困境同样是富于启示意义的。
  
  一、歌谣征集运动及其取向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各种民间文化和文艺资源构成了新文学革命的动力之一。比如,胡适认定:“一切新文学来源都在民间,民间的小儿女、村夫农妇、痴男怨女、歌童舞妓、说书的,都是文学上的新形式与新风格的创造者”,故他的发难之作《文学改良刍议》提到的“八事”中,就有“不避俗字俗语”一条。正如鲁迅所描述的:“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鲁迅本人也十分看重民间文化和文艺的作用,在教育部任职时他曾提议:“当立国民文术研究会,以理各地歌谣,俚谚,传说,童话等;详其意谊,辨其特性。又发挥而光大之,并辅翼教育。”不过,他的倡议得到真正响应,还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这一时期,有组织、成规模并产生广泛影响地整理歌谣的,是刘半农、周作人等发起的歌谣征集运动。
  1918年2月,北京大学设立歌谣征集处,由沈尹默等四人“分任其事:沈尹默主任一切。刘复担任来稿之初次审订,钱玄同、沈兼士考订方言”;该征集处发布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对征集歌谣的方法、资格、要求等进行了详细说明,要求“歌辞文俗一仍其真,不可加以润释,俗字俗语亦不可改为官话”。不久,周作人加入歌谣征集处,与刘复(半农)一起“担任撰译关于歌谣之论文及记载”。1920年冬,歌谣征集处改为歌谣研究会,并于1922年底开始出版《歌谣》(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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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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