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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刚小小说四篇


□ 滕 刚

念奴娇

1991年8月的一天晚上,我和袁雅茹在芭芭拉夜总会一见钟情。1991年8月或9月的一天晚上,我和袁雅茹在她的宿舍发生了第一次性关系。但是一直到1993年8月我们都没有分手,原因很简单,袁雅茹说如果我跟她分手她就自杀。我一直拿不准她这句话的真假,所以一直不敢提出分手。
实际上和袁雅茹发生第一次性关系后我就想跟她分手了。不知为什么我总是在和女孩上床后产生分手的念头。我不是那种玩弄女性的男人。每次爱上一个女孩我都是真心实意的,都觉得自己爱上的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女孩。但是只要一上床,我就会讨厌对方,就想分手。有这种苦恼的不止我一个人。我的所有男性朋友都有这样的苦恼。我们曾经多次彻夜不眠地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我们找不到答案。
袁雅茹是在第一次跟我上床后提出自杀的。她一边系胸罩一边说:“你要是跟我分手,我就自杀。”她第一次说这话我倒没当回事。因为这样的女孩我遇到过。以前也有女孩跟我说过这样的话,但是分手后并没有自杀。自古以来女孩子恋爱时都喜欢说这句话,但真正自杀的微乎其微。我们这座小城每天不知道有多少男女分手,如果真的因为这点小事自杀,我们这座小城早就尸横遍野了。但是后来袁雅茹经常对我说,她不仅做爱之后说,任何时间任何场合,她都会突然冷不丁地说出这句话,就不像是假的了,就不能不引起我的警惕。虽说女孩因为分手而自杀的可能性很小,但毕竟是有过的,毕竟有这样的女孩。这就跟空难一样,每年只发生那么一次,而你正好赶上这一趟。虽说袁雅茹自杀是她自己的事,但毕竟是一条人命。何况她一旦自杀,我一生都不会心安。因为一直拿不准袁雅茹的话是真是假,所以我一直不敢提出分手,我们的爱情一直在苟延残喘。为了判断她的真假,我曾经去过自杀预防控制中心,了解这样的女孩一般有哪些特点。结果我得知1980年到1990年,我们这个城市只有两个女孩因为跟男孩分手而自杀。根据我们这座小城的人口比例,我粗略算了一下,这十年,至少有两万对男女分手,也就是说只有万分之一的女孩自杀。自杀预防控制中心的人告诉我这些女孩没有什么特征,全看你的运气。我的朋友看我们迟迟不分手,知道我一定是怕她自杀才没有分手。他们都劝我不要想那么多,他们说不可能的。他们说我们分了那么多手的,哪一个自杀的?何况你明知道不会娶人家,你不早了断,会误了人家青春的。他们说得也对,我这样做,不仅对自己不负责,而且对袁雅茹也不负责。有时看到袁雅茹脸上的皱纹我心里蛮难受的。但我不可能按他们说的去做。他们不了解袁雅茹。袁雅茹是那种有万分之一可能的女孩,我一直有这样的预感。袁雅茹也看出我的心思,她对我说:“我知道你是怕我自杀才不跟我分手,你分你的手,我自杀是我自己的事,跟你没关系,你何苦这么一拖再拖的。”
但是这种情况到了1993年9月不能再拖下去了,因为我们全家即将搬到南京去,我必须在走之前做个了结。而且我又爱上了一个女孩,这个女孩是我见过的世界上最好的女孩。这个女孩也要求我跟袁雅茹分手。她说:“她不会自杀的,我是女孩,我知道。”1993年9月的一天傍晚,我的几个朋友再次来我家鼓励我把这个故事结束。我下不了决心。最后阿龙对我说:“这样吧,你试探一下,如果她真的有自杀的念头,你再收回也不迟,你这样老拖下去不是个事。”我觉得这样也好。我想先试探一下也无妨,要是发现她真有自杀倾向,我就说我是说着玩的。我拨通了袁雅茹的电话。我结结巴巴地说:“我们还是分手吧。”那边电话就搁了。我再打她不接,再打她还不接。我全身冒汗,夺门而出。阿龙他们几个也跟着我狂奔。
奔到袁雅茹宿舍,我们敲门,她不开门。我们撞开了门,袁雅茹不在。我们问在门口晒衣服的房东老太有没有看到袁雅茹,她说:“茹茹往天桥那边走了。”我们向天桥奔去。我们还没有到天桥,就听从那边过来的人说,一个穿红衣服的女孩,刚从天桥跳下去。我腿一软,栽倒在地上。

天净沙

我十八岁时,正在安徽读高中。于红梅当时十七岁,是我们班的学习委员。有一天学校组织我们上山采茶,于红梅和我分在一组。我和于红梅虽然同学三年,但平时很少说话,所以刚开始我们都只顾采茶,一言不发。太阳快下山的时候,于红梅突然指着山顶上的那座寺庙问我:“你到那里玩过吗?”我说:“没有。”她又指着山脚下的那座监狱问我:“你到那里玩过吗?”我说:“没有。”她又问:“你知道为什么把庙和监狱建在一座山上吗?”我一时语塞。虽说我一直知道这座庙和这座监狱,也知道是唐代吴世贞建的,但从没想过为什么把它们建在一座山上,于红梅这么一问我倒觉得有点好奇,我说:“为什么?”她说:“人犯了罪,怎么办?”我说:“坐牢。”她说:“你只说对了一半,人犯了罪,除了坐牢,还可以逃。”我说:“逃?往哪儿逃?”她说:“逃到庙里。古人犯了罪,为了逃避惩罚,常常跑到庙里做和尚或者尼姑,吴世贞把庙和监狱建在一座山上,就是告诉人们,人犯了罪,除了坐牢,还可以往庙里逃。”我豁然开朗,对于红梅佩服不已,到底是学习委员,看问题就是有深度。于红梅用手捋了一下刘海,说:“你如果犯了罪,是坐牢,还是逃到庙里去?”我说:“我不会犯罪,我怎么会犯罪。”她笑道:“假设,假设你犯了罪?”我说:“假设我犯了罪,我宁愿坐牢绝不做和尚。”她很惊讶:“为什么?”我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死活不做和尚。”她笑,我也笑。后来我们就围绕这个话题讨论,她坚持一个人犯了罪应该逃到庙里去,我坚持一个人犯了罪应该坐牢,但我们都只有论点,没有论据,所以谁也说服不了谁。直到山下监狱的铃声响起,我们才发觉同学们都不见了,山上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我们赶紧向山下奔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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