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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疏离现实到批判现实的发展路程


□ 周 星

文章编号:0257-5876(2005)09-0100-07
内容提要 在中国电影百年历史的背景下,本文着重梳理了从1905至1949年中国电影的发展,认为这是从确立现实表现形态到建立电影美学传统的重要阶段,它以对现实生活的“疏离→接近→参与→批判”的过程,确立了中国电影现实主义的发展路径;它以“娱乐性喜剧→古典传统悲剧→现代社会悲剧”的变化,确立了中国电影的审美形态。它对中国电影传统及艺术风格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中国电影 现实表现 现实主义



具有百年历史的中国电影,是中国现代社会形象化的表征。作为一门新兴的艺术,中国电影从创生之初,就以再现生活、表现现实、揭示人间苦难、描绘社会情状为己任。早在1921年我国第一份专业电影刊物《影戏杂志》上就有“影戏最是逼真,所以代表生活状态的能力,最是充足不过的”说法,这种认识为中国电影奠定了现实主义的基本品格。因此,梳理百年中国电影的历史,论析其现实主义的本质,是中国电影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环节。
关于中国电影的“现实题材”,有必要加以适当的界定。一般而言,非“历史”的题材都可以进入“现实题材”范畴。但如此划界显得过于宽泛。所以,我所论述的中国电影的现实题材,是指影片创作内容以表现当时社会状况和人们生活感受为主体的电影,以此作为现实表现的范畴。从中亦可以发现电影创作对于当时社会的态度。进一步看,电影现实表现的核心是直面现实社会的问题,表现生活和揭示社会的矛盾,它可以最直接地切入“现实主义”的艺术核心。以此为参照点,将有助于总结百年中国电影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
中国电影的现实表现经历了一些波折,才逐渐形成了现实主义的创作观和关注现实的传统。在中国电影的初始阶段,电影与现实社会若即若离状况是和并不成熟的创作形态相一致的,其基本呈现为一种本能式的现实表现。1926年,评论家孙师毅曾批评当时的电影无论就量还是质都“不敢领教”,因为就取材而言“就没有看见过一剧是下层社会生活之描写的”。20世纪30、40年代是中国电影与现实紧密结合的时期,现实主义传统确立,并实现了电影的社会表现属性,其基本呈现为对苦难残酷的社会生活的现实表现,并以批判现实为主要特征。50、60年代,“现实”的含义发生了较大变化,以往作为艺术创作重要元素的“现实”,此时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工具。现实主义退位,理想主义高扬,基本上呈现为歌颂的现实与遮蔽的现实并存的状态。80年代是中国电影恢复现实主义的阶段。随着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文学艺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这一时期的电影艺术再一次跃上新的高点。现实主义表现手法和观念重新占据主导位置,已基本呈现出社会矛盾和人的情感的丰富与复杂性的现实。90年代是中国电影以多样化表现现实的时期。现实生活的多元化和影像表现的多样性,导致实录现实的记录形式和浮光掠影的现实表现交织出现。而问题在于,这一时期的中国电影在现实表现的宽泛中往往显露出现实主义思想深度的缺乏。其作品的关注点每每局限在表现浮躁戏噱的现实,而逃避对于社会生活应有的思考与批判。21世纪初的几年中,中国电影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对改革渐趋深入带来的深刻的社会矛盾透视、对“入世”前景的思考、对开放社会人际关系问题的表现,使这一时期电影现实表现芜杂而多向,基本呈现为冷静复杂和开放喧嚣并存的状态。



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中国电影是从萌芽到初步发展的阶段,就其发展而言,正应了郁达夫在1927年的预言:“我敢断言,20世纪,将要成为电影的世纪。”然而,电影的发展经历了一波三折。30年代以前,中国电影对于现实的表现处在两种状态中:一类是取材现实而目的为了娱众;一类是表现人生而重教化伦理功能。前者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不少短片中经常能够看到。本文的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第二类电影。
作为以现实主义为旨归的电影,其注重社会教化功能是不言而喻的。我们从郑正秋编剧的最早的故事短片《难夫难妻》中不难看到取材社会表现现实的基本影像。其实,1916年张石川的《黑籍冤魂》也是对现实社会鸦片危害的表现。为了商业目的而表现畸形社会现象的《阎瑞生》(1921年张石川、管海峰导演),就是取材于1920年发生在上海的洋行买办阎瑞生谋财害命勒毙妓女的轰动事件而创作的文明新戏,尽管人们批评影片渲染犯罪,表演拙劣,但其表现的是当时的社会事件,颇吸引观众兴趣,说明社会题材对于大众天然具有吸引力。
张石川导演的《孤儿救祖记》(1923年)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杨寿昌失子驱弃儿媳,听信谗言信赖坏人,吴蔚如忍辱负重哺育孩子,最终沉冤大白,一家团聚。影片的意义在于,它不仅表现了当时社会生活中人间命运的无常、人性善恶的搏斗,而且在于代表当时影片教化人们弃恶扬善的普遍观念。影片着眼社会,却仍然依照幡然醒悟的规则终结矛盾。在表现现实层面上和许多胡闹滑稽创作划开界限,反映了注意生活现实的基本观念。道德伦理规范和大团圆结局是其代表性的结构方式和解决矛盾方法。类似的现实表现在但杜宇导演的《弃儿》(1923年)中也得到体现:主人公农民卜奇夫妇历经分合之难、失子之痛,最终弃儿复归,夫妻团聚。显然,现实生活的苦难多在家庭离合、始散终聚的奇巧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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