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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音乐史的宏大叙事与深度批判


刘靖之先生是香港地区几十年如一日深入研究中国新音乐史的著名学者。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他曾数次在香港大学主办由众多大陆、港台以及海外音乐家参加的有关中国新音乐史的学术研讨会,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专著《中国新音乐史论》(以下简称《史论》)一书,于1998年出版后在学界引起普遍关注乃至较大争议。在台湾、北京和香港三地先后为本书举行的研讨会上,与会学者“百家争鸣”式的发言集中反映了本书所引发的诸多焦点问题,其中某些带有学术兴奋点的话题至今也还是近现代音乐史学界需要面对的问题。1999年5月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举行的《史论》一书的研讨会上,学者之间的热切讨论乃至与刘先生的激烈交锋,笔者至今记忆犹新。有的学者认为,刘先生的研究提供了大陆学者所不具备的“他者”的视角,这种他者的眼光对于新音乐研究的主体建构不无裨益;有的学者则明确指出,《史论》对于殖民主义文化思想的解构,对于反思20世纪中西音乐关系问题具有启发意义;有的学者认为,作者的史学思维方法存在“具体肯定、抽象否定”的矛盾与遗憾;有的学者则针对《史论》研究中提出的“抄袭、模仿、移植”的三段论提出商榷;有的学者进一步对《史论》中所反映出的治学方法、音乐史观,以及作者对大陆学界的评价态度等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也有的学者认为,《史论》中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是阶段性研究成果的自然反映。总之,学界对本书的反应是各执己见、评价不一。刘靖之后又发表文章,就两岸三地音乐界的批评一一作出回应。由一本书的出版而带来的学术批评的活跃,在当今的中国音乐学界还是比较少见的。
  几年后,作者在广泛听取学界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吸收近年来部分新成果,增补新世纪之交中国新音乐发展的最新材料,于2009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中国新音乐史论》的增订版(以下简称“增订版”,凡本书引文只标明页码)。蒙出版社惠赠新书并嘱写评论文章,笔者在认真拜读之后形成如下文字,一来与读者分享阅读此书的感受;二来也是想与作者共同探讨《中国新音乐史论》的若干问题。
  一、新音乐历史的宏大叙事
  
  “增订版”全书正文及注释与附录洋洋洒洒近百万字,是目前唯一一本专以“中国新音乐史”为研究对象,且在研究对象的时间、空间维度上跨度最大的一部专史著作,可谓是对中国新音乐史的一次“宏大叙事”。其叙事之宏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连接三个世纪的历史叙事
  与初版相比,“增订版”将世纪之交(1996—2006)十年间新音乐的最新发展,以概括勾画的描述方式补充进来,这就使得本书的研究对象跨越了120余年的历史,是目前有关中国新音乐研究著作中叙事时间最长的一部史书。19世纪80、90年代西方军乐队的引进和20世纪初学堂乐歌的编创;“五四”时期新音乐的初步发展和抗战时期以及国共内战时期新音乐的风雨历程;建国17年间新音乐的曲折发展和经验教训;“文革”时期新音乐的异化与荒诞;新时期以来直至本世纪初叶,新音乐艺术的主体性回归与多元化发展;百余年历史的沧桑巨变和新音乐的艰难成长,都在书中得到了较为深入的论述。中国新音乐的历史发展因而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基本面貌。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把握这种长时段叙事的同时,并没有如有些概述性论著那样对新音乐文化加以面面俱到的介绍,而是依据各个历史时期论述对象的重要与否加以或详或略的取舍,突出作曲家、作品的介绍与论述,其中不乏作者审视历史的独立思考与个性表达,同时力避陈说旧论。比如,书中对20世纪30、40年代江文也与谭小麟的音乐成就,做出了较以往更为全面、客观的论述;对“革命样板戏”的具体作品和“新潮音乐”的代表作曲家、作品大都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与评价。这与以往有关中国近现代或当代音乐史研究的著作是有所不同的。又如,在论述“五四”时期的新音乐家时,作者花费笔墨最多的是赵元任和黄自,聂耳则占其次。“增订版”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主要标准在于作者力图以音乐艺术成就的高下,而非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影响来判定音乐家的历史地位,这种史学观念有其积极的合理意义,但作者将赵元任、黄自、聂耳等人一律视为“歌曲作家”或“歌乐作家”而非“作曲家”的身份界定,其中的价值判断及其标准或可值得进一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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