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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美学的“显”与“潜”


□ 王鲁湘

  读罢叶朗先生的新著《中国美学史大纲》,使人从中看到了一个由范畴、命题组织起来的中国古典美学逻辑体系的“显结构”,但作者不但未立专章来论述中国古典美学的范畴体系,反而认为“现在谈这个问题还有困难”。一张大网已经织就,网眼里鳞光闪闪,可渔夫就是不愿意花费一下捡鱼的工夫。为什么不来个大收煞,使功德圆满呢?于是我这观渔人未免跃跃欲试,想替先生了此余事,也就顾不得先生和旁人的哂笑了。
  记得萧兵先生曾在《读书》一九八四年十一期上专文论述了中国美学。他以一个“潜”字来概括中国古代美学的特点:
  “潜美学”大致上指一种既有深邃充实的思想、精致高雅的趣味,又缺乏系统的理论表现的、不自觉的关于美和艺术的“潜科学”。
  而现在,叶先生却在《大纲》中明确地宣称:
  “中国古典美学有自己的独特的范畴和体系。”
  “中国古典美学体系是以审美意象为中心的。”
  面对同一个对象,二位先生却得出了一潜一显截然相反的两个结论,吾辈择谁而从?
  我想,两位先生的不同结论起因于不同的理论视角。萧先生的视角显然是以西方理论形态为参照的,而叶先生则更多地看到了中国哲学的特点。他要追问的是:在中国古代有没有关于美的知识体系?从西方哲学的传统来说,一个知识体系的建立是“方法←→本体”相互批评(互生互克)的结果。有一个设定的本体真理(逻各斯),而这个本体真理有它的结构(逻辑),这个逻辑结构的表达离不开语言,而通过语言的对话技巧来揭示真理就是辩证法。换句话说,西方哲学的传统是追求“纯粹知识”。为了“知”的目的必须要建立完整的知识体系,因此对求知方法特别重视,对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精确性特别重视。反之,中国哲学则具有一种“超言”的性质。“得意忘言”、“明心见性”、“反身而诚”等等命题,从西方理性传统来看,都是非理性的。它以主体性为本体,以主体性经验如生活、生命、价值观等等为研究对象。这样,要建立客观知识的体系就基本上不可能。重要的是,这种以主体性为本体的哲学,本体就是方法,所以除了“体知”、“亲证”、“妙悟”以外,几乎不重视求知方法,更不要说用方法作为检验主体性知识的标准了。
  如果说西方哲学理性传统悬“知”为鹄的,那么中国哲学人文传统则悬“会”为鹄的。即使是那些玄之又玄的奥语,其实也是以“会”为目的的。必须通过亲证与体知然后妙悟,懂不懂(即能不能用知性语言加以表述)不要紧,关键是会不会,行不行。不会就不算知,而一旦会了,也就超越了知。这种精神灌注于构成中国古代美学主体的诗话、词话、画论、书论……之中,论者立意即在实用,故诗话中论情意关系、意境关系者夥矣,无非就是要把自己那点细致入微、连自己都感到妙不可言,但又实实在在具有功能作用的主体经验,用一二妙语非常经济地说出来,动机无非是为欣赏者言,为后欲作诗者言。在关节处点醒一下,决不旁生枝蔓,为了纯粹的理论兴趣或求知的好奇心理而衍为大文。小说美学之所以以评点为主要形式,也是从实用性出发的。西方理论犹如教授的高头讲章,一人论道,滔滔不绝,务求逻辑的前后圆通和知识的无所不赅,而教授不必是行家,他只要能知就行了,不必会。中国理论犹如师徒拆招,师傅只在节骨眼上点醒一二。这种点醒有些是属于“技”的,有些是属于“道”的。属于“技”的切合实用,立竿见影;属于“道”的微妙玄通,言虽简约而触类旁通,悟一语而终身受用,而且,其意义和效用是随亲证与体知的深浅而深浅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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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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