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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门曰朋:从《论语》注释看思想的文化与历史维度


□ 劳悦强

  借鉴西方诠释学(Hermeneutics)的概念研究中国古代经典文献,不容忽视的一点是,所谓思想的诠释研究,必须进入文化与历史的层面进行探讨。我们不妨借用克罗齐(Croce)的观点,历史学家总是从他当前所面对的现实关怀来考察以往的历史。同理,古代经典的诠释者也站在这样的历史出发点。他们的认识、观念将不可避免地受到特定的历史时空与文化环境的制约。因此,所谓经典诠释学的研究,毫无疑问,应该立足于文化和历史的语脉之中。本文将通过对《论语》中一个鲜为人注意的语汇——“朋”字的语义追踪,从历史和文化的脉络中考察它的语义衍变,以重新阐释这一被广泛误解的语词,进而揭示出它在《论语》中的最初语义及其背后所隐含的时代信息。
  
  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朋”字在《论语》中首先出现于开篇第一章《学而》: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
  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在这个三段式的话语结构中,孔子似乎在描述三种不同的人生情态。然而,这三者之间显然具有一种内在的相关性:从“说”一“乐”一“君子”,在精神层面上存有明确的进阶关系。孔子或许是根据个人的生活体验来阐释三种导向精神愉悦的人生实践,我们完全可以将之视作个人修为的进程。因此,在这一语境中,“学而时习之”、“有朋自远方来”、“人不知而不愠”这三种状况不应被割裂地看待,而是彼此环环相扣、呈阶梯状通向三个境界。第一层的“说”是通过“学而时习之”这一纯粹个人的实践和努力所达到的;第二层的“乐”则显然根植于一种人际交往之中,它的产生源自“学而时习之”的实践主体与远来之“朋”的思想交流和观摩;而当交流中出现“人不知”的情况时,一种更高的精神境界由“不愠”这一行为得以彰显出来。
  由以上分析来看,孔子所谓“有朋自远方来”并非指一般意义上的人际交往。在原话中,“朋”显然针对的是特定的人伦对象。然而,现代读者往往脱离具体语境的考虑,断章取义。将此处的“乐”简单地视作——与远道而来的朋友的欢聚。这种说法不啻为一种合情合理的表达。然而,如果我们把时间倒溯二千年,我们将意外地发现,在汉代经学家的注释里,“朋”有一个迥然不同的解读。在何晏的《论语集解》一书中,此章收录了汉代经学家包咸对“朋”所下的注解——“同门曰朋”。这显然与通常意义上的“朋友”概念有本质的区别。
  
  二、同门曰朋,同志曰友
  
  “朋”在《论语》中共出现九次,散见于八个章节。其中,仅在《学而》中,“朋”以单音节名词出现,而其余八次,“明”均与“友”连用。这个看似双音节词组的“朋友”,在《论语》中实际上涵括“朋”和“友”两个不同的概念,而表达“朋友”义的“友”字在《论语》中是以单音节词出现的。考察汉以前的文献,“朋”与“友”连用的情况鲜见于非儒家典籍。而汉代的经学家在注释先秦的儒学经典时,一直有意识地将“朋”与“友”作语义上的严格区分——所谓“同门日朋,同志日友”,这一说法屡见于汉人的著述中。唐初徐彦的《春秋公羊传注疏》引用了汉代蒙书《仓颉篇》中的一段记载,亦见“同门曰朋,同志曰友”的说法。因此,包咸为《论语·学而》第一章中所作的“同门曰朋”的注解绝非偶然。司马迁因李陵事件见罪于汉武帝而惨遭宫刑,汉武帝曾大惑不解地对司马迂道:“李陵非汝同门之朋,同志之友。”据此,“朋”与“友”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人伦关系,这种看法大概已普遍存在于汉朝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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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学术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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