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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画:戾家抑或行家?——论文人画戾行关系的演变


□ 周 雨

内容提要 学界一般将戾(隶)家与行家视为文人画与非文人画的区别之一。本文基于详尽的史料,指出文人画不能简单地等同为戾家。处于发展初期的文人画,即北宋末年由苏轼等文人士大夫兴起的文人画运动,强调戾家与行家的绝对对立,并体现在身份、人格、素养、方法、画品等一系列的差异中。随着社会境遇变迁和绘画地位提升,戾行对立逐渐向戾行合流发展,戾家与行家呈全面融合之势,这最终促使文人画在“元四家”时期走向完全成熟。优秀的文人画家,不但坚持高妙的情趣,而且完全掌握笔墨的技巧,他们既是真正的文人,亦是真正的画家。
关键词 文人画 戾家 行家 戾行对立 戾行合流

戾家与行家这一对称谓,正如文人画与院画、南宗与北宗一样,通常被看作是区别文人画与非文人画的代名词之一。晚明大鉴赏家詹景凤为饶自然的《山水家法》作跋时,就将画史人物分为逸家(戾家)、作家(行家)、兼逸与作三类。他列入戾家的画家有:王维、毕宏、王洽、张璪、项容、荆浩、关仝、董源、巨然、燕肃、米芾、米友仁、“元四家”、沈周、文徵明。而李思训父子、赵伯驹兄弟、马夏刘李以及当朝的戴进、周臣则被视为行家一派①。这样的分类,与董其昌的“文人之画”相比,除了个别人物的出入,主流的归属是吻合的。
那么,何为戾家、行家?据启功考证,戾家、行家的分别宋代已有。张端义的《贵耳集》中说:

自嘉泰、嘉定以来,百官见宰相,尽不纳所业……三十年间,词科又罢,两制皆不是当行,京谚云“戾家”是也。②

可见,行家是以此事为职业,受过专门训练,所谓科班出身的当行能手;戾家则相反,他的本职不在此,因而也在某种程度上是外行。就绘画而言,行家主要指那些以画谋生的画工、画匠,包括民间画工、寺庙画工、宫廷画工;而戾家,则是那些词翰之余,把绘画当作“遣一时之兴趣”的文人士大夫。无论是汉晋时代的刘褒、萧贲偶尔挥毫,还是北宋末苏轼等人,他们的当行和利禄所在都不是绘画。可以说,文人画在发展初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戾家与行家的对立,此时文人画确为戾家。

一、文人画的缘起:戾行对立

文人的本行,我以为可概括为:求道、经世和治文。其大体可以对应《左传》所说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说文解字》释“士”为“士,事也”,又释“事,职也”。可见,早期的文人,又称为士,特指有职的官员,他们参与政事,经世治国。到孔孟时代,也坚持文人的这一特性。孟子说:“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孟子·滕文公下》)同时,士赖以立身、进仕凭借正是“道”,又可称之为“礼乐”。《礼记·经解》中说:“是故隆礼,由礼,谓之有方之士;不隆礼,不由礼,谓之无方之民。”孔颖达注疏为:“方,道也。若君子能隆盛行礼,则可谓有道之士也。反此则为无知之民,民是无知之称故也。”在士农工商的等级结构中,士正是以其德行区别于其他三民的。《谷梁传·成公元年》记:“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范宁注“士民”为:“学习道艺者。”
再看治文。文,在此特指文学,即钱穆所说的“文人之文”③,而非范仲淹所说的“礼乐典章”。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初不以功用为意,而为自我情志抒发,后者则多是万世不移的四书五经。文的独立价值,从“文的自觉”时代——魏晋——开始张扬。曹丕推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④,使文学得以列入“三不朽”其中。但即使如此,轻文重道、重经世的观念也未完全消失。少而好赋、并以此得名的扬雄都认为赋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⑤,且不说理学家如朱熹的贬抑:“用力于文词,不若穷经观史以求义理,而措诸事业之为实也……至于文词,一小伎耳!以言乎迩,则不足以治己;以言乎远,则无以治人。”⑥就是专力治文的士人也时时发此感叹。如清代周亮工记载:“记州平教弟者曰:‘男子出世,不与乾坤撑持一番,虽文章做到极处,终如妇人女子,低眉裣衽,巧针细线,何足夸贵!’”⑦郑燮则说得更为刻薄:“六朝靡丽……究何与于圣贤天地之心,万物生民之命?凡所谓锦绣才子者,皆天下之废物也,而况未必锦绣者乎!”⑧
在这样的背景下,绘画的原初地位实在不可高估。特别是在致力于治国平天下的儒生看来,绘画与“技役”是等同的。“技役”,我在此将其分解为两层含义:一是技,表明绘画属于道器对立中器的低级层次;二是役,则表示绘画者在人身上的不自由。而这两点,正是文人所不能忍受的。我以为,直到后世苏轼、赵孟頫、董其昌等人强调戾行对立的身份区别,概不出这两个方面。
首先,对“技”的态度。《论语·为政》中说“君子不器”,《礼记·学记》也说“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事道与事器,对应于劳心者和劳力者,前者比后者更高贵、更智慧。但是,早期儒生往往融经世、求道于一身,其日常修养,如“六艺”中既有诗书之道,又有算术诉讼、骑马射箭等实际的技能训练。因此,所谓“不器”,恰好是“众器”。这正是文人们引以为荣的才能。如孔颖达注疏为:“器谓物堪用者,夫器各施其用,而圣人之道弘大,无所不施,故云不器,不器而为诸器之本也。”类似的观点见于陈澔:“不官,不拘一职之任也;不器,无施而不可也……皆以本原盛大,而体无不具,故变通不拘,而用无不周也。”⑨这种一以贯之的态度,不惟体现为进仕、治学,同样适合作文、书画。那么,文人作画,以戾家的身份,绝对不比行家差,而且必定更为出色,因为画工只是在器的层次上运作罢了。比如蔡邕就认为“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⑩。在强调社会分工,并且视业余为低劣的西方学者看来,中国文人们对业余的痴迷程度着实奇怪。如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就提出这样的看法:“在施行统治方面,他们属于业余爱好者(amateur),因为他们所受的是艺术方面的训练;而他们对艺术也有一种业余爱好的偏见,因为他们的本行是为政做官。”(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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