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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是个不一样的地方


□ 苗振亚

大学是个不一样的地方
苗振亚

何兆武先生以《上学记》为书名,书写他的口述自传。看得出来,那段学校生活的确令他不能释怀。作为缺乏那段经历的后来人,读起这类书籍,同样感到有趣、过瘾,难以释卷。是什么东西让何先生难以释怀?是什么让我们难以释卷?原因当然很多,而其中最让读者心向往之的一点是,那时的大学校园,和校门外的社会相比,真的是个不一样的地方。
有哪些不一样呢?
何先生很小的时候,就常常跟着大学生到天安门集会,经历的学生运动很多,包括“一二·九”运动。当时,他二姐在北大化学系读书,是地下党,“一二·九”游行中被抓。过了两天,他父亲收到北大校长蒋梦麟的信。信的大意是说,你的女儿被抓起来了,不过请你放心,我一定尽快把她保释出来。果然,没过几天人就放回来了。蒋梦麟当时身兼北大校长与教育部长两职,属政府官员,公然出面保释学生,在今天难以想像。在当年,却属传统。此前的“五四”运动期间,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就是这样,学生被捕以后,他向政府提出赶快把学生放了,然后又带着教师和学生欢迎他们回来。
读蒋梦麟的《西湖》,我们知道,就个人观点来看,他是不赞成学生运动的。他曾经在一个学生团体的欢迎大会上说过:“千百年来,经多少学问家累世不断的劳苦工作而始成今日之文化。故救国之要道,在从事增进文化之基础工作,而以自己的学问功夫为立脚点,此岂摇旗呐喊之运动所可比?……故救国当谋文化之增进,而负此增进文化之责者,惟有青年学生。”但是,不赞成学生运动是一回事,学生出事了要出面营救是另一回事。他身兼二职,比别人更明白,大学里的事情与大学外的事情是不一样的。这时,他政府官员的身份淡出,大学校长的身份亮出,保护学生才是他最重要的责任。
同样,蔡元培也是不赞成学生运动的。但是,这并不等于学生因运动而被抓,他就可以心安理得地不理不管。最后,被抓的学生回来了,“五四”风潮停歇了,他却辞去校长职务,悄然离开了北京。原因是:学生为运动胜利而陶醉,不容易维持纪律了,学生尝到权力的滋味,欲望难以满足了,北京大学的管理成了问题。也许,这正是他担心的事情,也是他不赞成学生运动的一个理由。
校长们之所以能够让大学与外面不一样。不是这些校长天生具有一手遮天的英雄情结,而是因为,比校长更大的角色,也能认可大学是个不一样的地方。
在这方面,大学校长刘文典和当时国家元首蒋介石的一段往事,最能说明问题。刘文典完全是放浪形骸的旧文人习气,可他学问大,资格老,北伐时期照样被请上安徽大学校长的位子。不知是他那“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的风骨在作怪,还是他相信丘吉尔所说的:“大学校长拥有种种连首相也没有的权力。”就在他任校长期间,蒋介石到安徽视察,在与社会名流会面时,问他:“你就是刘文典吗?”没人会想到,他竟回了一句:“你就是蒋介石吗?”也许,刘认为蒋直呼其名,对他这位大学校长太失礼了,蒋认为刘目无领袖,太不给自己面子了。这一下把蒋介石惹恼了,又经过几句评议冲撞,一怒之下,就把他抓了起来。后经蔡元培、吴稚晖等元老保释,才又放了出来。我想,蒋介石不过是想以此挽回面子,并不是真的要怎么样他。真要怎么样他,能保得出来吗?显然。蒋介石明白,处置一位大学校长,同处置一位官员不一样,对待校园内的人和事,与对待校园外的人和事也应该不一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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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山西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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