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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鲁迅\传统与反传统


□ 林贤治

  一九三七年十月,毛泽东在纪念鲁迅逝世周年的大会上做演讲,说到中国有两位“圣人”。他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是现代中国的圣人。”但到七十年代,“批林批孔”运动中“圣人”就不再是圣人了。
  几十年来,对鲁迅我们一直维持“三个家”的正面评价。九十年代,一批自诩为“自由主义”的学者将各种恶谥加在鲁迅头上,大张挞伐,以至于把他的作品清扫出教科书之外。几乎与此同时,“国学”大热,孔子再度成摩登圣人。大学纷纷成立“国学院”,不少地方举行祭孔的盛大礼仪,“孔子学院”多达四五百座,遍布世界各地。
  古今两“圣人”在当代思想场域中的升沉变化,隐约透出某些历史的玄机。但是孔子和鲁迅的阐释者,大抵埋首于个案研究,并不曾把他们的思想言论置于更廓大的历史语境下进行比较,居间将玄机说破。在比较思想史的意义上,王得后先生新近出版的《鲁迅与孔子》,可以说是一部开拓性的著作。
  王先生承了“五四”精神的余绪,一开始就把自己的著作建立在“为人生”的基础上。它既是学术性的,又是启蒙性的。王先生认为,孔子和鲁迅都是为人生的,而且都是为了改良这人生,但接着指出:鲁迅与孔子的思想的全部差异,仅仅在于改良之道的不同。按照鲁迅关于我们“当务之急”的意见,王先生把人生分解为“生存、温饱、发展”三个根本问题,其中又参考了孔子“三纲”中的男女、父子、君臣三项,构成全书的基本框架。作者从《论语》和《鲁迅全集》中找出相关的思想断片,《论语》还配了四家译文,以利于青年阅读;然后逐个梳理、阐述、比较、批判和总结。问题意识在这里是支配性的。由问题构成不同章节,每章结构大体相同,有如俄罗斯套娃,层层叠加,从多个方面凸显作为中国新旧文化代表人物的分歧所在。
  孔子和鲁迅处于中国封建专制历史的首尾两端,分属于两个不同的转型时期。孔子挽狂澜于既倒,维护一种封闭的、僵死的专制等级制度,鲁迅却在极力促使据说是“天经地义”的既成的秩序趋于瓦解。孔子培养奴隶道德,鼓吹苟活,抹杀个性,甚至灭绝人性;鲁迅对民族的奴隶根性深恶痛绝,终其一生,争取自由、平等,人的解放。孔子求“仁”,实际上是辩护“王道”的合法性;但无论对于“王道”还是“霸道”,鲁迅的抨击同样不遗余力,他主张“立人”,以人的生命个体为本位,建立“人国”。鲁迅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深知,“人”的地位只能从争取中得来。“斗争”,在他那里是一个“关键词”。一方面,斗争是一个客观事实;另一方面,斗争也是一种自觉意识。唯有斗争,才能改变奴隶的地位,在一个专制政体之内,主张无条件地取消一切斗争,只好沦为万劫不复的奴才。对此,王先生在书中特别强调,反复申论,可谓深得鲁迅思想的精髓。
  譬如“争食吃”问题。王先生从人的物质生命出发阐释鲁迅的人学,认为“争食吃”是与温饱相关,几近“生死”的大事,由鲁迅提出来,反映了他本人的一种相当稳定的思想。书中分三个层次阐明鲁迅的这一思想:“争食吃”是谋生。“第一,要谋生,谋生之道,则不择手段”;第二,“我们自己想活,也希望别人都活”,在本能之上,做道德的考量;第三,“道德这事,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王先生特别引用了鲁迅多处关于人类处于非常环境、非常状态中的行为的异端看法,指出:在“现在”这样的时代,鲁迅是认同做人在万不得已时可以“做些损人利己之事”的。结合鲁迅关于人类在一般及特殊情况下“争食吃”的思想,其中有一段很出色的发挥,说:“饥饿的一群,是弱势群体,忍饥挨饿到极致,唯有饿死而已矣!倘若性质强悍,愤然而起‘争食吃’,不仅可以免除暂时的饿死,恐怕也可能开出‘社会’的改革新途。从社会层面而言,‘争食吃’是对于社会贫富悬殊的反抗,对于‘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的反抗,是对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反抗,完全是正义的,这也是行将饿死者‘革命’的权利。”从“争食吃”说到群体反抗的正当性,社会运动乃至革命的合法性,这与今日“文化山”上宣言“告别革命”的学者是大两样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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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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