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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怎样理解黄侃


□ 张 晖

世人关注黄侃,一方面极力推崇他在国学上的成就,另一方面则津津乐道于他的狷狂。这两种取径,各有其立场与用意,但也分明折射出今日阅读黄侃的两种窘境。随着学术的转型,音韵、文字、训诂等传统学问,已令绝大多数学者感到陌生,黄侃在这些方面的成就,既令今人无法企及,也在今人企图理解他的道路上设置了巨大的障碍。黄侃性情刚烈,平日嬉笑怒骂,臧否人物不遗余力,生活上更是诗酒风流,率性洒脱,遂使五十夭折。这些,与我辈普通人的生活相差甚大。所以,在黄侃和我们之间,似乎永远存在着遥远的心理距离。日子久了,这种心理距离就在有意无意之中,强化与放大了黄侃研讨冷僻学问兼有古怪性格的“学怪”形象。
这无疑把黄侃极端地简约化了,我们把这样一个丰富的人,从时代中慢慢剥离出来,然后孤立地审视,贴上“国学大师”的标签。可是,如果将眼光放开,就会发现这几乎是近世品评国学人物的通则。自“五四”新文化以来,普通民众对于从事国学研究的人物,大多抱持此类简约化的想象。慢慢地,国学开始与日常生活绝缘,成为一种专门、深奥甚至是古怪的玩意儿,令人大起“敬谢不敏”之感。现在的中国社会,对国学的想象依然光怪陆离,不能说不是“五四”以来对国学的不断异化所造成的。
具体到黄侃来说,他本人的性格当然古怪,研究的学问也自然高深,但如果一味强调这些,那么关注和阅读黄侃或不免堕入茶余饭后的消遣。所以,当我重新翻阅程千帆先生主编的《量守庐学记——黄侃的生平与学术》一书以及几十年来大量关于黄侃的回忆和研究文章时,不免想叩问:站在今日之立场,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理解这样一位“特立独行”的“国学大师”?
黄侃在世时,喜欢说这样一句话:“所贵乎学者,在乎发明,不在乎发见。今发见之学行,而发明之学替矣。”(黄焯记录:《黄先生语录》,见《蕲春黄氏文存》,武汉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221页)很显然,黄侃认为“读书得间”式的“发明”要比“发现”来得高明。这句话向来被视作黄侃治学的“夫子自道”,在他的门生弟子乃至后学中,更被奉为“不二法门”。然而,话中有话,这句话的弦外之音非常明显,当是针砭彼时流行的“动手动脚找东西”式的极端重视新材料的学风。
一九三一年,日后成为一代宗师的吉川幸次郎到南京中央大学拜访黄侃,黄对他也说了这句话,这给年轻的吉川幸次郎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黄侃说过的话中有一句是:“中国学问的方法:不在于发现,而在于发明。”以这句来看,当时在日本作为权威看待的罗振玉、王国维两人的学问,从哪个方面看都是发现,换句话说是倾向资料主义的。而发明则是对重要的书踏踏实实地用功细读,去发掘其中的某种东西。我对这话有很深的印象。(《我的留学记·留学期间·黄侃给予我的感动》,吉川幸次郎著、钱婉约译,光明日报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63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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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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