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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书与中文新诗


□ 刘皓明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第八十二章“学希腊文”中自述这一段往事时有这样的话:
  [入门之初]教本用的是怀德的《初步希腊文》,后来继续下去的,是克什诺芬(Xenophon)的《进军记》(Anabasis)。但是我并不重视那正统古文,却有时候还到与立教大学有关系的“三一学院”去听希腊文的“福音书”讲义,这乃是那时代的希腊白话文,是一般“引车卖浆”之徒所用的语言,所以耶稣的弟子那班犹太人也都懂得,能够用以著书。我这样做,并不是不知道古希腊学术的重要,不想去看那些学者们的著作,实在我是抱有另外一种野心的。正如严几道努力把赫胥黎弄成周秦诸子,(虽然章太炎先生说他“载飞载鸣”的不脱时文调子,)林琴南把司各得做得像司马迁一样,我也想把《新约》或至少是四福音书译成佛经似的古雅的。
  周作人后来并没有去翻译《新约》或四福音书,不管是用佛经体还是白话文。倒是他早年“想把《新约》或至少是四福音书译成佛经似的古雅的”这种想法,暴露出典型的跨文化和跨语言的误区。因讨厌文言便去学《新约》的“希腊白话文”(一般称作koine,即普通话),同时又立志照严复用周秦古文翻译赫胥黎、林纾用史迁风格翻译狄更斯那样用六朝隋唐时的中古佛经翻译风格翻译“希腊白话文”的《新约》,这种思维是混乱的。即使先不论古典希腊文同晚清时被目为古文标准的桐城古文是否可以等同看待,“希腊白话文”的《新约》岂不是应该用中文的白话文来翻译才合乎道理?把“‘引车卖浆’之徒所用的语言”,弄成“古雅的”,又岂不是个迷误?周作人后来自己也放弃了这种“复古思想”,逐渐认识到“那官话和合译本就已经十分好了,用不着再来改译”。但是这种认识已是在“五四”的高潮之后了。在一九二○年的讲演“圣书与中国文学”中,周作人才第一次公开承认“《马太福音》的确是中国最早的欧化的文学的国语”。这种认识上的延误实际上造成了文学革命同英国圣公会等机构所颁布和认可的白话的《圣经》(即官话本)失之交臂。这次失之交臂,就像整个国家在一八五○年前后同现代化失之交臂那样,使得中国现代文学错过了一个机会,现代汉语错过了一种可能性,依存于语言的现代汉语诗歌失去了一个方向。因而才有彻头彻尾世俗的胡适用庸俗进化论发明本土的“白话文学史”说,用词曲风格的白话诗树立现代汉语诗歌的原型和榜样。
  周作人一度不以为然的官话本《新旧约全书》没有被二十世纪早期的文学革命家们当作是现代白话文学的一个主要资源实在是令人遗憾的。一九一○和一九二○年代文学革命家们关于现代汉语所讨论的很多问题,其实在过去近一个世纪里,为莫理逊(Robert Morrison)、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郭实猎(K.F.A. Gutzlaff)、艾约瑟(Joseph Edkins)等英美德学者传教士们反复、深入地探索和讨论过了,并找到了在当时近乎最好的解决方案。当二十世纪初的文学青年们还在为“两个花蝴蝶”和“轻轻的我走了”而心潮澎湃的时候,他们却不知道或不懂得欣赏早在近半个世纪之前就已在汉语中产生的这样强有力的诗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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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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