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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叶撇


□ 陈丹燕

  1983年的隆冬,中午的阳光软软地照耀着办公室的前半间,朝南处暖融融的,小白脱下深蓝色的滑雪衣搭到椅背上,年轻男人旺盛的荷尔蒙气味油耗耗地从外套里面蒸上来,钻进他鼻子里。只穿毛衣,胳膊就灵活多了。他将办公桌上的书和写到一半的布展规划草稿都归到铅丝网栏里,把桌面腾出来。然后,从右手的小柜里拿出毛边纸、字帖和毛笔,准备练字。这是他在读历史系时养成的习惯,别人午休,他就练一小时大字。
  他中间的抽屉里有一个三洋牌的小立体声录音机,地道的日本货,他爸爸出差到香港时给他买的,祝贺他大学毕业。调好墨汁,掭顺了笔锋,他戴上耳机,打开录音机。一阵口琴声被整个大乐队衬托着,从耳机里直接灌进耳道,好像一汪蓝水围住一个岛似的,音乐将他和办公室隔了开来。轻音乐是从电台立体声节目里转录过来的。他每次转录立体声节目的时候,都细心地将播音员的声音擦掉,这样听起来,就好像是原版磁带一样。他很喜欢有一只口琴加入的乐队演奏的轻音乐,抒情里面带着沧桑,但却忘记了这个乐队的名字,他想那是个法国乐队。在1983年,法国真真是个遥远的国度。四年来的差不多每个中午他都是这样度过的,沉浸在自造的法国音乐和中国书法的世界里。
  他悬着肘写柳叶撇。这是他的热身活动。顿,然后撇,稳稳地收锋。
  他喜欢写字,最初还是小学的门房老头给他启的蒙。写得最有心得的,就是柳叶撇。
  有一天放学了,却下大雨,一时回不了家,他在门房间外面的屋檐下等雨停。大雨中的门房又小又黑,暗处放着一只红泥小炉,上面坐着一壶水,扑嗒扑嗒,白汽扑打着阳铁皮的壶盖。偏安于一隅,就好像诺亚方舟。看门老头在旧报纸上写大字。他在墨汁里掺了不少水,大概为了节约。小孩子里面传说这老头儿很有来历,1966年被查出来是个历史反革命,才被发配到这里来看门。小白觉得他很神秘,甚至神奇。老头儿看到小白看着他,就将手里的毛笔递过来,让小白也写一个。小白仗着老头儿不如一般大人那么强势,拿过毛笔来就写了一撇。描红本子上,语文老师总是给他的撇上画一个红圈,表示赞赏。他这么做,也带着一点儿炫耀。可老头脸上微微一笑,抽回毛笔去,在他的撇边上加了四个小点,立即将他写的那个顿改造成了一个脚印。小白顿时明白,自己的那个顿,写得太用力了。
  语文老师在小白心目中冰雪聪明的印象即刻融化了。
  小白从此偷偷跟了老头儿学写大字。学的是柳体,讲究的是字里有风骨。
  小白整个人都因为练大字而安静下来,与弄堂里年龄相仿的男孩们也疏远了。他爸爸开始怕小白招惹上什么麻烦,还特地找门房老头儿谈了谈,门房老头儿对他爸爸说,恭喜你啊,你的儿子有雄心。他爸爸才放下心,对自己沉静的儿子刮目相看。所以后来小白考上复旦,家里人很高兴,但并不喜出望外。门房老头已经去世了,小白临上学前,去小学的门房间看了看,算是告慰自己的启蒙老师。
  正写着,小白闻到一股辛辣暖臭的烟草气味,知道老枪来了。老枪中午喜欢到小青年的办公室来休息,其实年轻人各人靠在自己桌上说笑,办公室里常比上班时还热闹。老枪的胃很坏,食堂的米饭稍微硬一点儿,他就不能吃。自己用一只电热杯煮麦片。常常他一手夹着纸烟,一手握着冒白汽的不锈钢电热杯,就进来了。
  “何老师。”他收了笔,转过头去招呼。老枪摆摆夹着香烟的右手,示意他继续写下去。他是小白第一年实习期的带教老师,也是上海近代历史展览馆的临时负责人。而且他也喜欢写大字,不过他练的是颜体。
  早先,中午他看见小白练字,还拿下小白的毛笔,露过两手藏锋的功夫。他写的颜体字不光沉稳,更有按捺不下的秀气和飞扬,小白当即指出来,老枪喉咙里呼噜呼噜地笑着,用力捏了下他的胳膊,得意地说:“知己呀。”但小白心里却掂出了自己带教老师的分量,小白认定他写得不如自己,他的字里有种艳俗自满。老枪端详着自己写的大字,评点说:“所谓点如坠石,画如夏云呀。”小白只是嘻嘻地笑,不置可否。但他心里却别扭起来。刚刚踏上社会的学生,处世不知圆通,总是将办公室里的人和事都看得很庄重,自己又顶真,就像小学时对语文老师一样。那时因为是个孩子,不像现在,更有了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心。老枪用“点如坠石,画如夏云”来自夸。让小白暗暗难过了半天。小白是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批考上复旦的大学生,好话听得多了,好老师也见得多了,老枪的自夸,在他看来实在坍台。他在心里就将老枪从老师的位置上取了下来。
  何况小白大学里的先生曾指名道姓地评论过老枪。先生说老枪这样的历史学家,基本上只是高音喇叭。意思是他没有自己的观点,只是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最明显的事例,就是1964年时,上海曾筹办过一个上海近代历史展,他亲手做了一块传说中挂在外滩公园门口的辱华木牌,亲手写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八个颜体字,假称那就是公园当时的牌子。可先生说,历史上根本就没有这么块木牌,公园木牌事件,其实是太平洋战争时期上海的汉奸报纸为“大东亚共荣圈”的需要造谣。先生冬天围着一条咖啡格子的羊毛围巾,听说是压箱底的英国货。他学问好,又敢说自己的真知灼见。早年在天津做过《益世报》的记者,对解放前的花花世界知之甚多,是小白他们这班学生眼中标准的老狄克。先生曾跟他们这些学生说,学历史的人,最要紧的是治史的真实。维护历史的真相,也就维护了一个历史学家的尊严。在压力面前,你可以不说,但不可编造。老枪这种例子,正好是反面的。小白他们那届学生,在文化大革命中长大,特别崇拜能坚持自己观点的知识分子,也特别看不起老枪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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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十月 2008年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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