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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福辉《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简评


□ 张志忠

  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教学,过眼的文学史类著作可谓夥矣,不才如我,也曾经编著过几本,有年度史《1993:世纪末的喧哗》,有断代史《中国当代文学60年》,还有力图打通文学艺术各门类而总括其美学风范的《中国当代文学艺术主潮》。惟其如此,对各种版本的文学史著作,都非常上心,却也深知此中的弊端。那些互相转引和借用造成的大同小异血缘相近姑且不谈,那种常见的袭用自前苏联的文学史教材的写作模式,就既僵化呆板,缺少生气,又根深蒂固,积重难返。何况,从上个世纪的90年代始,在进入一个相对平稳和常态的社会发展时段以来,在务实而功利化的时代语境下,以反映和描述风云跌宕的20世纪中国历史和心史之文学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因为失去了它与社会现实的强力的对应性,风头不再,从社会大众到学界内外,关注和研究的热情都大幅度地降温,以至使得一些学人对学科前景忧心忡忡。与此同时,许多人也在质疑,为期不足百年的文学史,有那么多的学术含金量,需要那么多的专家学者倾毕生精力投入研究吗?这样的提问,值得我们警醒,但是,至少在目前,我们需要处理的问题还是非常众多,而且非常重大的。无论从史料的发掘,还是从研究格局的拓展上,都是有很大的潜力的。吴福辉的新著《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以下简称《发展史》),就是一部新创迭出、引人人胜的文学史新著,让我读起来充满愉隘。充满趣味。好看,耐看,鲜活,灵动,而且,还经常地得到启发的佳作。
  好看,耐看,是它的图文并茂,精心对照,当下号称已经进入读图时代,文学史著作中,插入作家肖像和作品书影,也屡见不鲜。《发展史》的插图,不是文字的附庸和点缀,而是对文字描述的扩充和拓展。关于在鲁迅的人生选择和中国现代文学图景中至关重要的“幻灯片事件”的文字描述,就附上了后来查找到的几帧幻灯片。似乎说明鲁迅的记忆有误,同时又附有一张国人遭日军斩首、众多同胞咸与观看的老照片,以印证历史的确然,这就比简单地肯定或者否定鲁迅的记忆是否有误,提供了思想的张力。出自蒋兆和、丰子恺、丁聪、程十发、彦涵、裘沙等著名画家笔下的多幅阿Q画像,表明了不同时期和不同作者对阿Q的思想艺术蕴含的各自理解,与戏剧、电影中的同名主人公形象相互呼应,形成阿Q形象传播史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关于现代文学30年间外国文学经典的翻译图表,不但是按年度排列了翻译书目,还绘制了按照国别标识的外国文学经典翻译地图,让我们对现代文学的全球化语境。以及在看似漫无边际的作家作品选取中如何逐渐向俄苏文学倾斜的过程,有了直观的体认。“中国最初话剧剧场图”、“文学研究会会员号数、姓名、籍贯表”、“左联时期左翼文学刊物一览”等,为抽象的文字描述增添了可感可触的介质,甚至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指点了入门的路径。反过来,不同于通常的插图只采用介绍说明性的文字,《发展史》为插图配的文字精到而富有情致,对画面所可能有的蕴含做出进一步的生发。比如上海公啡咖啡馆的老照片配文。“左翼作家在上海经常聚会的地方就比较洋化,如当年‘左联’的酝酿地虹口的公啡咖啡馆’,一座历史面目模糊的咖啡馆。以“比较洋化’四字画龙点睛,说明在革命大旗下的激进作家也有与大上海的摩登生活方式相吻合的一面。这恰恰是许多研究左翼文学者容易忽略的一面。又如用一张结婚照配搭新感觉派小说介绍,“穆时英与仇佩佩结婚照,仇为一舞女,早已化人穆的小说中。据说穆可在舞场即兴写小说,这婚姻也具文学象征性质”。一幅30年代初期时尚男女的结婚照,因为主人公的特定身份,成为“新感觉’派作家生活与写作合二而一的生动写照,也印证着穆时英对待都市摩登女性的一种独特态度,那一幅与《花月痕》、《风月梦》等相配的“扬州蜀冈保障河全景图”,“十路上即甘四桥景色”,片言只语,以及地图上列出的“莲花桥”、“玉板桥”、“虹桥”等八九座桥名,让我欢喜非常。“二十四桥明月夜”之甘四桥,有人将其解为是一座桥名,虽然说是其有所凭证,出自《扬州鼓吹集》,今日扬州甚至以此为据而重修一座廿四桥,但是,稍微有点诗心和想象力的人都可以断定,一座沐浴在月光下的孤桥,和在月光下逶迤流淌的长河上远远近近次第错落的二十四座桥(不管是实数还是约数)。哪一个更富有诗意,而且更符合“青山隐隐水迢迢”的悠远、“玉人何处教吹箫”的询问呢?再有,将青年、中年和晚年三个时代梁启超的照片并列在一起,单从其穿西装打领带的雄姿英发与改穿长袍马褂的端庄沉着,也可以揣度其意欲一新中国之小说进而新中国之政治的宏大抱负,和身为清华大学国学院导师而潜心于学问时的不同心境吧。
  鲜活。灵动,是要说这是一部活泼泼的、生气淋漓的文学史。文学,作为现实生活的反映和反应,就是富有活跃的生命力的,尤其是现当代文学,它和我们所置身其间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性,本来就是气韵生动、蓬勃跃动的,对文学的研究和阐述,也应当是有生气有活力的。《发展史》将力气用在“发展”上,力图勾勒出中国现代文学的萌生、成长、流变的全过程,以充满灵动的描摹取代了静态的勾勒,许多时候又让我们以之反观当下的社会和文化语境。在概述20世纪初的风月小说由扬州、苏州等地向新崛起的大上海转移产生的差异时,吴福辉采用了“乡下人进城遭遇’之语,来描述《海上花列传》等小说展开上海都市化“西洋景’造成的对作品人物以及读者的刺激和震撼,看消防队救火,乘马车游外滩,西餐馆吃大餐,成为诸多作品中外来人体验都市奇观的屡见的情节。“乡下人进城”的说法正好对应了近年来农民工进城的文学现象及其批评,遥远的记忆被现实激活。阐述巴金《家》的发表和出版史,吴福辉不仅是叙述了《家》在报纸上连载险遭腰斩、后来出版单行本却连创小说印行纪录的命运,通过深入考证,辨析出两类读者,报纸连载小说面向的是注重故事情节和趣味性的市民读者,欢迎《家》的单行本小说读者则是追求时代性和个性解放的青年学生。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对读者群落的细化分类,这不也是当今出版市场的大趋势吗?讲到热血沸腾的左翼作家与唯利是图的上海出版商的良性互动,前者是“要文不要命’。后者是“要钱不要命”,与严酷的图书检查制度展开游击战,更是让我们感到会心一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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