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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黛云等

  乡土教育与人文素质
  
  人总得生活在一定的时段和一定的环境中,这两者构成的坐标就是人所生活的那个“点”。记得“二战”时期曾有一首著名的苏联歌曲,其中唱道:“我们自幼所喜爱的一切,宁死也不能让给敌人!”所谓“自幼所爱”,就是在你所生活的那个时段中,你周围的山川河流、父老兄弟、风俗习惯、神话传说……以至家里的桌椅板凳、锅碗瓢盆和你在那段时间所感受到的、沉淀于你的记忆中的一切。无论你走多远,这一切都会潜藏在你心的深处,诱你回归。
  钱锺书先生一九四七年三月曾在《书林季刊》(Philobiblon)上用英文发表了一篇有关还乡与乡愁的文章(The Return of the Native)。他说,他发现了一个堪称所有道家及禅宗说教之核心的隐喻,即漫游者回归故土的隐喻,或浪子回到父亲身边的隐喻,或只是一般意义上的还家。他引庄子的话说:“旧国旧都,望之畅然”(《杂篇·则阳第二十五》),又引庄子设计的“云将东游”与“鸿”的对话,其中后者劝说前者“返归故土”,“仙仙乎归矣……各复其根”(《外篇·在第十一》)。钱先生还引了《妙法莲华经·信解品第四》所讲述的一个寓言,讲说一个“年幼乞儿,舍父出逃,漫游经年,复归故里,父启其智,乃识乡邻”的故事并联系到“新柏拉图主义的修习者会立刻联想到Proclus对灵魂朝圣三阶段的划分:居家,旅行,还乡”。
  如今,怀旧、乡愁,仍然是人们普遍的情怀,然而,“旧”和“乡”已是渐行渐远,人们对自己的历史和乡土所知越来越少,一个不爱自己的历史和乡土的人又如何能爱自己的民族和国家呢?上面提到的《妙法莲华经》所说的“父启其智,乃识乡邻”,就是说要启发人们对乡土、邻里,也就是对自己周围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理解和热爱,这确实是当今爱国主义教育的极其重要的一环。可惜中国历来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大国,多有中央文化对地方文化的普及以至覆盖,中央却少有对地方文化的了解,更谈不上地方文化对中央文化的反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贵州读本》(钱理群、戴明贤、封孝伦主编,贵州教育出版社二○○三年版)的出版确实是一个创举,是先驱,是号角,是旗帜;它的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再高的评价也不为过。
  有谁真正了解和关切贵州呢?过去,人们对于贵州多半只有一些似是而非的,甚至带有歧视性的印象,浅近一点的,如“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之类,高雅一点的还有“黔驴技穷”,“夜郎自大”等等。总之,贵州是一个又苦、又穷,又没有文化的穷山恶水之乡!然而,钱理群等人精心编辑的《贵州读本》却给我们展开了一幅完全不同的图景。这里有“集五岳之奇险”、仅森林树种就有七百三十余种的梵净山;有在赤水河谷延续了两亿年,号称“古生物活化石”的桫椤树国家自然保护区;有“上侪禹碑,下陋秦石”,“壁立万仞”,首字高七尺,末字高二尺六寸,至今未有识者的十行“红岩天书”;在这里还可以看到至柔之水与至刚之石如何结成千古奇观的黄果树瀑布和天星桥,它们或雷霆轰鸣,天河狂泻,或石临水而巧妆,凝固若镶嵌于蓝天的白云,或水绕石而弄影,秋波低徊,千娇百媚……难怪国画大师刘海粟要说:“贵州山水在孕育着交响乐的情绪,当文化积累到高峰时期,一定要出震古烁今的大天才,来吟唱中华民族心灵深处的大悲欢!”
  然而,这“文化高峰时期” 何时才能到来呢,作为一个在大学教书的贵州人,我往往不能不为故乡高考成绩连年徘徊在全国最低水平而焦虑,而汗颜。其实,贵州教育也并非从来如此。贵州于明代建省以来,见于记载的书院就有文明书院、阳明书院、贵山书院、正习书院、正本书院、学古书院等一百五十余所。其中历史最悠久的是始建于元朝皇庆年间(一三一二——一三一三)的文明书院,据记载明朝正德四年(一五○九),春、夏、冬三季,王阳明都曾在此居住和讲学,他采用咏歌、问答、闲聊等多种教学方式,开一代新风。清代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年),贵州巡抚元展成重修贵山书院,“用银一千两,增建学社五十间,购买经史子集各类书籍千余卷,又设置学田,作为生员膏火来源”(《贵州读本》,228页)。光绪二十九年(一九○三),学政严修改革学古书院,增设算学、外语、格致(物理化学)诸科。他为学生写下三十二字座右铭:“礼义之学,孔孟程朱,词章之学,班马韩苏;经济之学,中西并受,中其十一,而西十九”(同上)。在一些有远见卓识的官员和一些被贬谪而来的大学者(除王阳明外,尚有弹劾严嵩父子的张、冒犯权相张居正、被廷杖八十发配的邹元标等)的倡导下,贵州教育也曾盛极一时,以致不仅在明清两代五百四十三年间,出现了“六千举人七百进士”的好成绩,而且在辛亥革命前后也涌现出一批志在改革的优秀人才。
  可见一切并非宿命,要紧的是“事在人为”。当我得知钱理群教授退休后,到中学教语文,志在探索如何通过语文课,自幼培养一个高洁的灵魂时,我感到了深深的愧疚和震撼!我们常常埋怨“世风日下,道德沦丧”云云,但作为一个教育者,我们为改变这种现状究竟做过什么呢?“无奈”——这只巨魔之手似乎扼杀了我们的进取之心,甚至覆盖了我们生活的全部!钱理群教授不仅身体力行,真正为教育献身,而且高瞻远瞩,开风气之先,和贵州的先觉者们一起编写了这第一部乡土教材——《贵州读本》,它在时间和空间的坐标上,极其丰富地展示了贵州,这一片热土的历史沿革,山川地貌,风土人情,并以充沛的激情和平易的语言出之。我愿再说一遍:它的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再高的评价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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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4年第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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