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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振河山待后生


□ 洪 明


最近,冯昭奎在《再论对日关系新思维》一文中写道:有几位长期从事对日外交工作的老同志对我说,《论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提出的不少政策建议,其实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而是我国老一代领导人长期对日方针的“传统思维”。[1]连研究日本及中日关系的专家学者有时都不辨“新”“旧”(或者说“外交革命”还是“外交传统”思维),更不用说凭直觉议论这些问题或上街宣泄的青年人了。要真正把握对日关系的大方向,推动中日邦交健康发展,不能局限于就事论事,就外交论外交,要有全方位的宏观视野,更要有深远的历史感。
华夷秩序的两种观念
日本人要研究自己的古代历史,除了新出土的考古材料(伪造的不算数),不能不借助于中国的史书。日本文化对中国文化的这种依赖性,说明它只是一个大文化圈中的亚文化。从隋唐到明代,日本文化一直沐浴着阵阵“华”风“夏”雨,日本国也一直置身于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秩序中。
关于古代的东亚秩序,还是日本学者的研究最到位。按照滨下武志的说法,就是以中华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和与此相关的所谓华夷秩序理念。滨下把朝贡秩序的特点归纳为三:一、宗主国中国提供国际性安全保障,朝贡国因而不必保持常设性军事力量,这意味着区域内部的纠纷不必诉诸武力解决;二、朝贡体系所保护的交易实行“无关税”特别恩典,为外部世界提供了极富魅力的商业机会;三、朝贡秩序所奉行的理念,就中国方面而言,意指皇帝的恩德教化四海因而囊括不同质的文化,对于朝贡国来说,这意味着只要履行一定的程序成为朝贡国,就会在朝贡体系中与其他的朝贡地域发生接触,这同时也就意味着中国在事实上充当着异质要素之间交流的媒介。朝贡体系是一种由核心国提供国际安全保障和以软权力(文德教化和贸易机会)“招徕远人”为主要特征的世界霸权体制。滨下认为:以中国为核心,密切联系东北亚、东南亚、中亚和西北亚,以及同印度经济圈交错的地区,在亚洲全境存在的朝贡(册封)关系和朝贡贸易关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亚洲而且只有亚洲才具有的惟一的历史体系,必须从这一视角出发,在反复思考中才能推导出亚洲史的内在联系。[2]
可能会令中国人感到惊讶的是,“中华”的理念并非只有中国独占,而是朝贡体制内部共有的东西,例如江户时代日本人的“华夷变态”之说和李氏朝鲜以中华正统自居的姿态。前者自称自己是“中华”而清朝中国是“夷”,后者则认为中华文明的中国特色不是在它的发祥地而在朝鲜半岛。在越南,“则有在与中国结成朝贡关系的同时进行自我形成的战略,所谓‘为脱离中国而中国化’的论述”;越南的朝廷也构想着与其周边小国、小民族之间的朝贡关系,作为“南方的中国”,推进对以自己为中心的秩序的确立。[3]近代中国人似乎从未有过兴趣与邻居们争论到底谁更能代表“中华”,不用说历史上以宗主国自居时的心态,即使在国民国家的框架里,“谁是中华”的问题也只能引起国人一笑,不仅仅因为它的越俎代庖性格,更是因为伴随着实体性地理感觉的大国心态。强调中国人的地理感觉,有助于我们关注东亚邻国所习惯的那些为中国人所陌生的思维方式。[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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