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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密关系变革中的“私人”与“国家”


□ 杨念群

当谈到西方的中国研究时,很多中国学者常常习惯用怀疑不屑的眼光去打量,并想当然地鄙之为:“隔靴搔痒”,那意思是没什么“皮肤感”。的确,西人所用的诸多探测工具,诸如“结构”、“规律”、“主体”等,在勘察中国社会这个矿山的浅层脉络时,似乎总能得心应手,可一旦深入最深的文化矿脉,特别是中国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那部分感悟会心之处时,往往又会觉得力不从心。
当年“中国中心观”的提出,当然有西方学术界自身进行方法论调整的意图在内,但就我们中国人的心态而言,却分明有一个错觉,似乎他们是在向国内同仁示好,那意思是只要观察立场一转变,自然会导致皮肤感觉的增长。最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被虚构出的“示弱”幻觉,不但没有变成我们在研究中培育自身历史和文化敏感度的理由,反而恰恰变成了肆意消费西式名词的借口,这里面隐含着一个判断:中国人具有天生的“在地化”的优势,即使疯狂挥霍西学名词到极致,还都改变不了“中国人”的身份,因此就自然天生具备一种洋人不具的历史和现实敏感。
可现实昭示的却是另一幅画面,在做出这种自大轻率的论断的同时,我们的学术界却日益钝化着自己的历史嗅觉,而习惯不加基本反思地滥用移植西方的解释,或干脆径直论证中国近代会自然出现类似西方式的变革图景。最让人困惑的是,被指为“隔靴搔痒”的诸多方式正反讽式地成为我们获得学术合法性的一个重要理由和必备条件。我担心这样下去,恐怕过不了几年,那“隔靴搔痒”的帽子就要被扣在我们自己的头上了,而且还可怕地徒具一副“在地化”身份的空壳。
在这样的忧思中,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书的出版就尤其显得难能可贵。从题目中就可猜出,和几年前他第一本书中所关注的“礼物”与“社会网络关系”的论题有所区别,他这次处理的是“个人”问题。“私人问题”在中国研究的脉络里向来并不重要,那是因为人们总是基于一种印象,中国人似乎永远只是社会网络中的动物,不但没有表达个人欲望的要求,也没有安置私人感情的空间和条件。因此只要把“私人”生存的网络关系比如家庭关系搞清楚了,任务自然就完成了。
阎云翔对此感触很深,在过去的中国乡村研究框架里,“家庭”仿佛不是个人生活的场所,里面看不到个人的角色与作用,变成了抽象的制度。在他看来,乡村中的民众并非总是将家庭置于个人之上,缘于这个认识,他以为关注家庭生活的新重心应是“个人的生活体验”。表面上看,阎云翔做这个题目似乎再合适不过,十二年的农村经验足以使他具有“在地化”观察的资本,但实际上如果没有对整个农村变革的整体观照和宏大的历史视野,“在地化”的微妙优势反而会遮蔽在“个人经验”的局限之内而失去其学术规范的意义。阎云翔显然意识到了这点,他的研究即使在讲述最细微动人的私人感情的关节处时,其关注视野扣紧的仍是个人的命运如何与大背景下的国家变迁相勾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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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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