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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圣令》复原唐《医疾令》所见官民医学之分野


□ 于赓哲

  于藤话

  摘 要:《天圣令》所载唐《医疾令》所代表的官方医学,无法展示唐代医学的全貌。官方医学对于博士、医学生身份的抉择,一方面体现出官方医学对民间医学的尊重与服从,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体制的开放包容。从这个角度来说,官方医学并未试图改变中国医学的传统教育模式。在唐人“特重古方”的背景下,《新修本草》能够取代影响巨大的《神农本草经》和《本草经集注》成为官方医学中罕见的当世教材,体现出官修药书对私修药书的天然优势。对唐《医疾令》中所记载的医学分科不宜给予过高评价,因为它仅是官方的行政需求,并不代表当时医学的整体面貌,不仅民间医学分科项目与之迥异,而且后世的官方医学分科也未受到其影响。从“灸”疗法在《医疾令》中的地位可以看到民间医学思想对律令的影响。

  关键词:医疾令 分科 疾病 官方医学 民间医学

  《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的出版对于唐史学界的意义无需赘言。目前关于各项唐令的研究已经成果颇丰,本文欲就其中《医疾令》若干有待发覆的问题发表管见,以乞正于方家。

  本文所说的唐代“官方医学”,是指尚药局、药藏局、太医署等为主的中央医疗机构和地方医疗机构(含医疗及医学教育两大事务)为主导的医学事务。官方机构的组成、使命,行政需求是决定相关法令内容的首要因素。由于官方医疗机构有特定的旨趣,故在所关心的医学问题上有所侧重,与民间稍有不同。另外,官方掌握着更多的医疗资源,故其行事手段与民间亦有区别(详见后文)。所谓“民间医学”指的是官方医学之外的其他医疗、医学教育事务,这里不仅包括了基层民间的事务,也包括士大夫阶层涉医事务。士大夫阶层虽然具有官方色彩,但是其所涉足的医学仍然与民间医学没有什么区别。在唐前期,士大夫秉承魏晋遗风,热衷服食,对医学则比较冷淡。至唐中后期,随着服食之风的衰落,养生医学逐渐兴起,士大夫阶层流行撰写、交换“信方”,这些信方绝大多数来自于民间生活中的医学经验积累,①但是在交流过程中,大量涉及士大夫的医学信息保留在史料中,从而在历史记忆中保持强势,但是很难因此断言存在一个游离于民间与官方之间的“士大夫医学”。纵观中国医学史,唐代医学还是以经验积累为主,理论相对较为薄弱,具有较高文化水准的士大夫阶层此时还是以吸收基层民间医学经验为主,全面介入医学理论研究是宋代以后的事情,金元时期医学理论的突飞猛进发展,就与儒医阶层密切相关。①而唐代士大夫在医学思想和实践方面并未自成一统,因此可以说,唐代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士大夫医学。故本文所说的“民间”,包含基层民众和士大夫阶层。当然,与民众相比,士大夫阶层能更多地从官方医学受惠,更方便地获得官方医疗资源。

  20世纪以来的内史研究,过于注重官方医学,多数医学史论文、教材等谈到医学组织、医疗从业人员时均以官方为重点,这其实是受到了史料话语权的影响,史籍中有关官方医学的记载相对比较完备,民间医学史料则相对零乱和寡少。而且中国古代是官本位社会,在人们的意识中,“官方”似乎不言而喻地意味着权威和“代表性”,但实际上,唐代官方医学无力也无意代表社会医学全貌。《天圣令·医疾令》的整理出版意味着官方医学增添了更多、更完整的史料,借此增强对于医事制度的研究是必要的,《唐研究》第14卷集中发表的三篇相关文章(陈登武《从(天圣·医疾令)看唐宋医疗照护与医事法规》、张耐冬《唐代太医署医学生选取标准》、程锦《唐代医官选任制度探微》)均属此类。其中程锦是《医疾令》的整理者,更以此为核心写成硕士学位论文《唐代医疗制度研究》。令与制度的关系自然是最紧密的,但是对于医疗社会史研究者来说,令文不仅仅是纸面制度,背后所透露出来的各种医疗社会史信息更值得注意。正因为官方医学有着与民间医学不同的旨趣,故在技术、结构诸多方面和民间医学保持着有联系又有所区别的状态,自成一统。故而本文试图在讨论某些医事制度之余,还将就唐代社会疾病观、时代主流医疗技术对于令文的影响等问题展开论述,并由此论证唐代官方医学能否代表社会医学全貌,希冀以此为《天圣令·医疾令》的研究增添更加丰富的内容,也由此提请学界更加注重民间医疗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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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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