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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王者师”


□ 陈平原

  很想找个理由,说明写作的缘起。诞生一百四十周年?太早了;逝世七十周年?也太早了。戊戌变法乃康有为一生事业的顶峰,是作文章的好时机,可惜百年祭不能提前。公车上书倒是发生在一八九五年,此乃康氏正式登上政治舞台的象征。寻访当年十八省举人集会地点松筠庵,也是一个好题目,只怕有人已经捷足先登。实在黔驴技穷,只好如实招来:偶然翻书,略有感触,于是写下了这三则不太连贯的札记。
  不必纪念日,也能被后人所追忆,这其实更不容易。如此说来,讲不出具体缘由的“对话”,也并不辱没康君。
  
  十多年前,我在广州中山大学念书。校园在珠江边,原是岭南大学旧址,红墙碧瓦,掩映在南国特有的大榕树的绿荫中。位于校园中轴线的小礼堂、大草坪、孙中山铜像、惺亭、喷水池尤其充满魅力,是晚饭后散步的最佳去处。小礼堂上刻着的孙中山题词“学生们要做大事,不要当大官”,常是朋友聊天的好话题。
  今年春天回母校访问,发现题词没了,大概是为了恢复那座小礼堂原先的风韵吧?我有点怅然。政、学分家,“读书”不是为了“做官”,这是晚清不少有识之士的共同见解,起码章太炎、蔡元培、严复、梁启超、吴稚晖等都有过明确的表述。真正使得中国读书人转变观念的,是西方教育制度的引进,以及科举制度的退出历史舞台。只是作为政治家以及近代知识者的孙中山,在教诲学生走专业化道路的时候,不曾说清一点:有些“大事”,非“大官”不能做。尤其是安邦定国、或者说政权建设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中心时,不当官的读书人,可以“立德”、“立言”,却很难真正“立功”。
  读书人由士大夫变为专家学者,这一大趋势,使得其经世致用的可能性日趋缩小。最后一个成功的“王者师”,大概得推康有为。读康氏七上清帝书,以及百日维新期间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领域除旧布新的三十七封奏折,实在是“不亦快哉”!晚清志士之呼吁变法,往往以废八股开学堂育人才开篇。康氏大约三分之一的奏折,集中攻击科举取士之弊,主张引进西学以改良中国的教育及官僚体制。这一努力的结果,竟然使得读书人再也无法重温“为王者师”的旧梦,这大概是康氏等所始料不及的。
  此后还会有人上书献策,但设想最高当局接纳“王者师”的“耳提面命”,并改变其大政方针,几乎是痴人说梦。现代的政治家自有主张,不需要学者来发布预言,更不能允许其“蛊惑人心”。想想胡适献《淮南王书》,以及胡风的十万言建议,最好的结局也不过“免于追究”其“狂妄自大”。在某种意义上说,“学生们”之“不要当大官”,很大程度是“不能,非不为也”。政、学分途,并非是每个读书人都愿意接受的事实。
  这才能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主张“学术独立”的学者,摇身一变,甚至比官员还要“官员”。
  
  谈论现代中国学术,很难绕开康有为。梁启超撰《南海康先生传》,称二十世纪新中国史开卷第一页,“必称述先生之精神事业”。这一“精神事业”,主要体现为政治思想,也包括教育与学术。在我看来,康氏的学术贡献,集中体现在疑经辨伪、托古改制,以及以经术作政论。前两者为学术思路,第三则是治学方法。但康氏的思路与方法,其实大有关联,都可看作清末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
  晚清今文经学兴起,一受国势衰微刺激,一为汉学专制反弹,自梁启超、钱穆、侯外庐再三陈说,已为国人所熟知。从龚自珍、魏源以下的今文经学家,与“独得先圣微言大义于语言文字之外”的庄存与、刘逢禄辈尚有不同,就在于其表面谈论的是经术之是非,骨子里关注的却是国家政治、军事、经济大势。康有为将这一治学路数推到极端,对此,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有所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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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1996年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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