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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的难题与时尚


□ 杨道圣

  康德对于趣味的先验批判中确实有很丰富的可供社会学解释的内容。社会学家们却大都从阶级趣味的角度来消解所谓的先天的趣味,把趣味看成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的产物,趣味的普遍性表达的只是某一阶级的趣味,这一观点忽视了趣味的主观性或自发性。时尚概念同时表达了趣味的普遍性和主观性,又同当代社会的重要问题密切相关,因此有必要以时尚社会学取代趣味社会学。
  “趣味”这个概念本是指能否“从不好的食品中把那些美味的食品选择出来”的能力,后来逐渐被运用到对于文学艺术的欣赏中,被“看作是对细微差别的感受力和一种辨别美的能力”。趣味有其发展演变的历史,趣味理论同样有自己的历史。17、18世纪对于趣味的论述基本上都是经验性的,康德以对趣味的先验批判取代了对于趣味经验性的反思,而当代的趣味社会学又消解了趣味的先天基础,把趣味还原为特定社会环境中的产物。但趣味社会学却无法脱离开阶级趣味的界限,深入到当代社会更丰富的内容中去。趣味在今天越来越借助时尚体现出来,趣味社会学也必然要为时尚社会学所取代。
  
  一、从趣味的先验批判到趣味社会学
  
  对于18世纪的欧洲来说,美学的问题就是趣味的问题,这从当时大多数美学著作都是有关趣味问题的论述可以看得出来。露西·弗里认为:“美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的诞生是与对美的事物的表述所经历的根本变化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人们对后者的思考依据的是‘趣味’概念,并因此将其作为美学的出发点加以运用,这一出发点不久似乎就成了对人类主体性的本质的表述,而这也正是这一学科内部最为主观的方面。人们用趣味概念把美的事物与人的主体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致人们甚至可以用趣味感官所提供的快感或者说它在我们身上激起的感觉或感受来界定美。”
  18世纪确实是趣味的世纪,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社会状况之下形成了各不相同的趣味观念。法国的文化是一种围绕着宫廷而发展起来的文化,知识分子也都被吸引到宫廷之中或者贵族的周围,由此而形成了一种趣味的观念,就是把趣味当成良好教养的标志。德国的文化却是由两种对立的倾向相互作用形成的,一种是受法国影响的宫廷文化,另一种是既与宫廷贵族相隔离,又同下层民众相隔离的知识分子的文化。德国的趣味观念一方面体现出了前者对于良好教养的强调,另一方面体现出了后者对于道德和教育的强调。这从康德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来:“曾有过这种出于好意的看法,即对于那些情愿使自己由内在的自然素质推动着去从事的一切人类事物都指向人类的最后目的、即道德的善的人们来说,一般地对美怀有兴趣就被看作是某种善良道德的标志。但他们不无道理地受到了另外一些人的反驳,这些人根据的是这种经验,即鉴赏(Geschmck,又译趣味)的行家里手们不仅往往表现出、而且甚至通常都表现出爱慕虚荣、自以为是和腐朽的情欲,也许比其他人更不可能被要求具有忠实于德性原理的优点。”前一种观点就是强调内在道德的德国的知识分子对于趣味的看法,后一种是宫廷趣味。反驳者则代表了浪漫主义者比如卢梭等人对于前一种趣味观念的质疑。面对这种批判,康德虽然极力强调审美趣味的纯粹性,但显然这种纯粹的审美趣味在现实中的存在是可疑的,所以他提出现实中的审美趣味总是与一定的兴趣相联系,或与经验的兴趣,即社交性相联系;或与智性的兴趣,即道德的善相联系。前一种审美趣味可见就是宫廷式的审美趣味,只能代表一种良好的教养;后一种审美趣味则是知识分子的趣味,至少暗示了良好的道德心。康德不得不承认,就后一种审美趣味而言,只能在对于自然的审美欣赏中表现出来,而对于艺术的欣赏,则更多地与社交性相联系。
  可以这么说,康德事实上否定了纯粹审美趣味的存在,就如他几乎否定了纯粹美的存在一样。他论述了两种现实中存在的趣味,这是体现了不同社会等级地位的审美趣味,一种是更重视社会性的宫廷贵族的,一种是更重视个体道德的知识分子的。布迪厄对于康德的批判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把康德对于纯粹的审美趣味的分析当成了对于高雅审美趣味的提倡,认为这种审美趣味是上层阶级的审美趣味,并不具有真正的普遍有效性,只是被统治阶级和代表他们倾向的教育体制合法化了,因而就成为所有人的审美趣味了。他提出了通俗的审美趣味与康德的纯粹审美趣味相对立。很显然,这里我们已经看到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审美趣味了,它们的特点和标准自然各不相同。但还可以再问一个问题:趣味只有这三种吗?还是说,可以更加细致地区分下去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康德要为审美趣味确立一种普遍的原则的努力注定是失败了。但康德对于趣味难题的思考确可以提供进一步的启发。康德问的是:趣味怎么可以既是主观的,又是普遍有效的。无论哪一种趣味,其实都具有这样一个特点,既是主观的,又追求普遍有效性,只不过这个普遍有效性不是对于所有的人,而是对于某一特定的群体。康德用来解决趣味难题的“共通感”的概念在这里可以用“趣味的共同体”来取代,这个共同体不再是指代所有的人,而仅仅指代具有共同趣味的一群人。而康德为趣味寻求先验原则的哲学问题就可以转化为去研究“趣味的共同体”如何形成的社会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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