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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与象的魅惑


□ 叶立文

  内容提要:在韩少功的小说创作中,语言哲学一直是最为重要的书写对象。从早年《爸爸爸》和《归去来》对语言与存在之问病象关系的考察,到《马桥词典》对语言中心主义的反思,再到《暗示》对诸象魅惑的描绘,韩少功对于语言哲学的思考不仅反映了其一以贯之的启蒙理念,而且还深刻影响了当代文学的思想方式。尽管作家对语言中心主义始终怀有一种警醒和反思的价值立场,但他的创作实践却表明,语言对存在和具象所具有的魅惑功能,已使其成为了所有表意符号中的元话语。在这个意义上说,不论韩少功是“用语言反对语言”,还是以具象反对语言,都不可能真正冲破语言的牢笼。
  
  作为一位思想者,韩少功对于语言哲学的执着与耽溺可谓尽人皆知。尽管其早年的寻根小说,如《爸爸爸》和《归去来》等作殊少对语言问题的直接书写,但隐含其间的文化寻根意识,却为作家嗣后的长篇小说创作奠定了思之路向:从《爸爸爸》中丙崽的失语,到《归去来》中主人公自我意识的迷失,韩少功借助文化寻根的创作理念,倾力呈现了语言与存在之间的病象关系。而对此病象做出剖析和反思的作品,则是他自90年代以来所写就的《马桥词典》和《暗示》这两部长篇小说。在这两部作品中,韩少功不仅考量了语言对人存在的限定性问题,而且还在“用语言反对语言”的运思过程中,深入揭示了语言、具象和存在之间所具有的复杂关系:不论是言对象的压制,还是象对言的反抗,均能显现出语言对人存在状况的深刻影响。就此而言,倘若能够澄清韩少功小说中语言哲学的发展逻辑,当有望理解其跨文体写作究竟具有怎样的思想价值。
  
  一
  
  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寻根文学阶段,韩少功曾以一篇《爸爸爸》率先开创了“文化寓言”的书写形式。尽管这部作品意在揭示国人的文明危机与精神病苦,但韩少功的叙述重点却是对语言与存在之间病象关系的考察。比较其他寻根作家对于地域文化的发掘,韩少功显然更早醒悟到了语言对人存在的限定性问题。作品主人公丙崽是个永远也长不大的白痴,他生活在愚昧龌龊的环境里,不仅长相丑陋、思维混乱,而且还言语不清、行为猥琐。对于只会说“爸爸爸”和“X妈妈”的丙崽而言,语言已成为了落后文明的符号化象征。与此同时,丙崽的失语症还是决定他自身存在状况的关键性因素:毕竟这一人物的具体形象,主要来自于山民的“观看”行为。而在山民看来,丙崽的个人形象则完全取决于他所操持的语言。因此,当丙崽咕哝着“爸爸爸”和“X妈妈”这两句话时,他的白痴形象也自然招致了山民的无情嘲弄。在这个意义上说,丙息的“言”,最终规划和限定了他的“在”。韩少功借此证明了语言其实是一种决定人存在状况的权力体系,是语言藉其无上威权,异化了人自身的存在。就像无辜的丙崽一样,作为一个低能儿,他其实并不具备明确的自我意识,因此也缺乏对善和恶的价值判断力。然而,当鸡头寨大难临头之际,山民们却又将丙崽作为了顶礼膜拜的神祗,希冀通过揣测“X妈妈”和“爸爸爸”的“深刻”涵义,来决定鸡头寨文明的最终归宿。丙崽随意咕哝的一句“爸爸爸”,被鸡头寨山民认定为“胜卦”,由此才加入了与邻村的混战,结果却招致了鸡头寨文明的灭亡。这一情节再次印证了语言的强大力量,它不仅可以限定人自身的存在状况,甚至还能左右人类文明的发展轨迹。而丙崽从白痴到神祗的地位变化,则充分说明了“言”与“在”之间实际上并不具备一种一一对应的理性秩序。更为重要的是,既然“爸爸爸”可被视为白痴妄语与神圣天谕的奇妙混合,那么丙崽的语言能指与其所指之间也就发生了无法弥合的断裂。就此而言,《爸爸爸》这部作品通过考察语言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断裂后果,形象演绎了语言和存在之间所具有的病象关系。在韩少功笔下,这一病象的实质即为一种语言中心主义:语言不仅限定了人的存在,亦能左右文明的进程。语言所具备的这种无上威权,已然对人类生活造成了巨大困扰。值得注意的是,在描绘语言权力的同时,韩少功也在这部作品中表达了人类对于语言中心主义的本能反抗。那些鸡头寨山民对丙崽语言的揣测行为证明,尽管语言可以决定人的存在,但人天生就具有寻求言外之意、突破语言牢笼的生命本能。即便这一举动可能会招致毁灭性的后果,但语言中心主义对人存在的限定,终将会引发一场反对语言的语言革命——韩少功在90年代所完成的《马桥词典》,便是这样一部用方言反对语言中心主义的作品。
  相较于《爸爸爸》对语言和存在之间病象关系的考察,韩少功在同时期的另一部寻根力作《归去来》中,则以文化寓言的形式阐发了一种魅惑人心的语言政治学。作品主人公“我”在重返当年的插队故地时,竟愕然发现了自我记忆乃至自我身份的丧失。不知是何缘由,凡“我”所遇之人,皆对“我”表示了不同程度的熟稔。但颇为吊诡的是,“我”却并不认识这些村民,任凭“我”绞尽脑汁,也回忆不起自己当年的插队生活。而村民们对“我”的称呼,显然和自己的真实身份迥然相异。于是,“我”就在这种惚兮恍兮的错乱记忆中迷途难返;到最后,“我”甚至无法判断自己是否来过此地,“我”究竟是不是村民们所说的“马眼镜”。凡此种种,皆令“我”重返插队故地的怀旧之旅戛然而止,“我”只能发出一声徒劳的喟叹:“我累了,永远也走不出那个巨大的我了。妈妈!”从表面上看,这部作品意在揭示历史迷魅对人性的异化:“我”记忆的丧失,主要是荒谬历史抹杀人之主体性的结果。而韩少功也借此表达了一种历史批判的启蒙主题。然而,在韩少功除魅般的历史叙述中,却分明可见语言与存在之间的复杂关系:村民对“我”嘘寒问暖般的言辞,不仅未能勾起“我”的相关记忆,反而却扰乱了“我”的心智,最终导致“我”在村民的言谈中丧失了自我意识。很显然,在这一叙事情境中,是村民的“言”抹去了“我”本来清晰的“在”。作品揭示的仍然是语言与存在之间的病象关系。但在历史除魅和语言病象的叙述之外,《归去来》的更可观瞻之处,却是一种语言政治学的思想萌芽。尽管这一思想集中体现于后来的《马桥词典》中,但《归去来》却用“言”对“在”的异化,表达了作家对于历史权力的某种语言学思考。在韩少功看来,中国人总是“忽略了‘制度’与‘权力’对语言的介入”,因此也总是对语言所暗含的政治权力习焉不察。可以这样理解,作为政治文化的符号载体,语言不仅担负起了宣传和建构意识形态的话语功能,而且还深刻影响了人们的存在状况,由此也造成了语言对人的异化。例如“文革”期间的泛政治化语言系统便对人们的日常生活造成了巨大影响。而《归去来》中的“我”之所以陷入迷思,固然是历史权力的强大压迫所致,但惟有通过村民的言辞,“我”才能够真正洞察自我意识的丧失。这就意味着语言其实是“我”警醒历史权力危害性的开端,村民的言辞成为了历史权力的隐喻,也只有透过那些看似平常的言辞,“我”才有可能真正领悟历史权力对自身的深重异化。就此而言,语言实际上已成为了作家反思历史的人口,而语言与历史权力之间所具有的内在关联,也为作家日后的语言政治学思考奠定了基础。由此可见,不论是《爸爸爸》对语言和存在之间病象的揭示,抑或《归去来》对历史权力的语言学反思,韩少功都集中表达了对言与在之间病象关系的切身感悟。更为重要的是,这两部作品事实上也成为了《马桥词典》和《暗示》的创作先声。进入90年代以后,韩少功已不满足于对语言和存在之间病象关系的现象揭示,而是试图通过对小说文体的艺术创新,在摆脱情节束缚的前提下,真正从理性层面展开他的语言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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