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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文本观之异同


□ 董希文

  内容提要: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思潮的转变及对封闭文本观的反思导致文学文本理论走向从自在到建构的探索历程。探究建构性文本理论的途径主要有两条:解构主义从文本语言和结构的不稳定性和延宕性出发颠覆了封闭文本观,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则着重从文本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多样联系出发指出文本中存在的生产机制和意义释义的多种可能性。二者内外互补,共同促进了文学文本理论的发展。
  
  通常意义上讲,一种理论观点的出现常伴随着运用一套独特的研究方法,方法的选用又与研究目的和任务有关,是任务制约着方法的选择,甚至可以说,研究目的和任务是决定文学观念发生变迁的内在动因。既然“研究方法是为一定的研究目的而把对象从其相互联系的关系网中相对独立出来进行研究的一种手段”,那么,20世纪西方文论的任务是什么呢?是为政治服务还是为道德服务?都不是。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维克托·日尔蒙斯基论道:“我们在建构诗学时的任务是,从绝无争议的材料出发,不受有关艺术体验的体制问题的牵制,去研究审美对象的结构,具体到本文就是研究艺术语言作品的结构。”80年代解构批评主将希利斯·米勒的语气更坚决:“我们的根本任务,亦即人文科学新的理论基础,是教会学生解读和进行有效的写作。”他还认为文学理论将在人文科学中大有作为,“(人文科学研究的——引者注)两项任务就是档案式记忆的工作,和教授批评性的解读,使其成为反对那种将语言现实同物质现实进行灾难性混淆的主要手段,此混淆的一个名称就是‘意识形态’。”相差半个世纪之久的两代批评家的认识竟是如此一致,都认为文学理论研究的核心是文本自身的特性——文学作为语言构成物与物质现实的区别。他们之间的唯一区别在于:前者更倾心于将文学作为一个封闭的语言客体进行解剖,而后者关注的重点则是读者对文本语言的解读能力。这两种观点恰巧代表了20世纪西方文本理论的两次转折,昭示着他们研究中心的转移与突变。特里·伊格尔顿对近代以来西方文论发展趋势曾有准确论述:“全神贯注于作者阶段(浪漫主义和19世纪)。绝对关心作品阶段(新批评);以及近年来注意力显著转向读者阶段。”文学文本理论贯穿于西方20世纪文学理论发展全过程,在这三个阶段发展中出现了两次转折与飞跃:即由作品到文本,从自在到建构。本文主要探讨发生在20世纪下半叶文论领域从自在到建构的转变。
  
  一、解构——建构的缘由
  
  从历史发展角度来说,西方20世纪50-60年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一方面,伴随着世界各地风起云涌的争取民族、民主权利的斗争,人们普遍对现存体制的合理性产生了怀疑,并质疑产生这种体制、支持这种体制的作为基础的传统哲学及思维惯例。对惯于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西方学者来说,物极必反,由绝对坚持科学理性的封闭文本分析到提倡非理性的解构阐释有其必然性。另一方面,解构阐释是作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抗自古依然的文化霸权的策略而出现的,现实政治行动的失败使其归隐于内心和理论,从理论上解构、嬉戏无处不在的霸权之网,从根基上破坏其稳固性。解构主义方法的盛行有其必然性和现实基础。解构阐释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巴特式的解构的“文本的愉悦”,它以一种自娱其心的方式玩弄文字游戏,认为解读就是自任其心地重写。二是阿尔都塞学派的文本与意识形态生产理论,文本解读当然要以文本语言为基础,但其不可避免地与广义意识形态相关,文本具有开放性,文本解读只能是多种意义相伴的意识形态生产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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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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