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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婚姻


□ 吴雪杉

  奥尔加·兰(Olga Lang)在《中国家庭与社会》中指出,“当工业主义来临时,旧的家庭体制越来越成为进步的重大阻碍”。要改变家庭体制,就要变革婚姻制度。把个人婚姻从宗法制家庭中剥离出来,纳入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进程,一直是现代婚姻变革的重要目标,而爱情作为现代婚姻的基石,也介入到各种权力和不同传统对婚姻的争夺中来,并鲜活地体现在国家政策、法律条文和文艺作品中。
  一九四四年十月九日,《解放日报》第四版刊登古元的木刻版画《马锡五同志调解诉讼》,描绘一桩婚姻纠纷案。“木刻说明”细致地讲述了事件的前因后果:在华池县发生了一起抢亲卖婚案,封彦贵先在一九二八年将女儿封捧儿许配给张金才的次子张柏儿,又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将女儿另许他人,张家告到华池县政府胜诉,后一次婚约被撤销。一九四三年三月,封彦贵复以彩礼若干,将封捧儿许给朱寿昌,张家得悉后深夜抢亲,封父告到县里,县里判两人婚姻无效,张金才受罚。两家不服,又由专员马锡五重新审理,最终做出得到群众认可的判决。
  虽然尽到了说明的义务,但“木刻说明”却不是专为这张木刻所写,而是一字不改地摘抄自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三日《解放日报》第一版社论《马锡五同志的审判方式》。这是一篇极为重要的司法文献,最具中国特色的法律实践“马锡五的审判方式”就是从这篇文章开始,正式走向边区,走进历史。古元创作木刻版画《马锡五同志调解诉讼》并登载于《解放日报》,也是为了指涉、宣传和赞美“马锡五审判方式”。
  “马锡五审判方式”的核心是群众。《马锡五同志的审判方式》在文末明确指出这一点:“马锡五同志的审判方式——这就是充分的群众的观点。”马锡五本人说得更为直白:“真正群众的意见,比法律还厉害。”“当审判工作依靠与联系人民群众来进行时,也就得到无穷无尽的力量,不论如何错综复杂的案件和纠纷,也就易于弄清案情和解决。”这种将群众置于法律条文之上的说法,既不见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也不见于更早些的清政府,而是“陕甘宁边区政府时期,审判制度建设成就之一”,“是人民司法机关区别于旧社会的法院的一个标志”(语出马锡五《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司法工作》)。
  “马锡五审判方式”要求司法工作者“设身处地体会群众的感情与要求”,但最终的目的在于说服教育群众。林伯渠在一九四四年一月的《边区政府一年工作总结》里说得一针见血:“提出马锡五同志的审判方式,以便教育群众。”虽然“马锡五审判方式”所标榜的民间调解必须以“依双方自愿为原则”,但“善于经过群众中有威信的人物进行解释说服工作”同样也是一个重要特点。马锡五本人在审判中的一个习惯鲜明地体现出说服教育的特征。每当他认为自己已经可以提出一个让所有人都认同的方案时,就召开群众大会公开进行审理,把精心准备好的调查成果和判决在大会上加以演示,让群众满意的同时,收到教育群众的目的。耐人寻味的是,古元选择的也正是这一场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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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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