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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时代的后犯罪观与社会博弈


□ 李公明

消费时代的后犯罪观与社会博弈
李公明

伦敦大学的法学教授韦恩·莫里森研究犯罪学的视角是从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的社会、政治框架中透视犯罪现象,他的《理论犯罪学》一书(法律出版社二○○四年版)展示了在现代社会之“后”的后现代状态中犯罪与受害的种种多元的、裂变的、不确定的状况。他充满睿智和现实感地讲述离我们并不遥远的故事,与传统的犯罪学文本不同的是,莫里森教授的目标是“将犯罪学理论置于一个不同的社会、政治框架之内和叙述之中,即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的社会、政治框架与叙述方式”(中译本序)。但在这篇序言中,作者也不无悲观地自我揶揄:“著述犯罪学——尝试叙述权力、权力的滥用、为权力滥用所左右的真相——注定是要陷入可能性的泥沼,并目睹忠实于人类处境之不可能性。”

在目前中国式的消费时代急剧发展中,社会层面上的变化充满大规模的裂变和聚合,与此密切相关的是犯罪性和犯罪行为的诉求、特征、手法等都与过去有质的差异。“后犯罪观”是我的杜撰,无非是想凸显莫里森教授在《理论犯罪学》一书中所分析的后现代社会境况与犯罪之间的关系。用“后犯罪”的概念可以更大范围地俯览罪与非罪之间的广阔地带,也有利于从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等视角做另类透视。与此相关的是关于犯罪“现场”的观念的相应变化,它不再仅仅是指具体的案发地点,更是指大的时空环境——某种具体的时代与社会环境。其实,即便是在前犯罪时代,在众多犯罪学者和人文学者的笔下,社会就从来都是一个更大的现场。
谁是潜在的犯罪者和受害人?这样的问题恐怕大家都会很关心,但是这种提问是典型的“前犯罪”题型,因为它的基本假定是从茫茫人海中发现特定的犯罪者与受害人,于是古人有“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自信,而我们过去也有“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的说法。然而,今天的时代的确不同了,正如《理论犯罪学》的译者在推介该书时所说的,“犯罪离我们并不遥远,犯罪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不单是潜在的犯罪受害者,甚至也是潜在的犯罪人”—— 这才是“后犯罪”的题型。
谁都是潜在的犯罪者和受害人?!答案当然就在我们的生活语境当中。凡是认真思考当前社会状况的人都会认识到,在当今的消费时代中,除了欲望、机遇、差异、风险、压力、冲突等等左右着人们的心理和行为要素之外,还增加了以前——比如说在九十年代初——所没有的状况:后工业时代的信息科技极大地延伸了个体的行为能力;以寻求最新刺激和极端体验为动力的商业狂欢使越轨成为个体经验的巅峰;符号的泛滥和虚拟技术的发达使存在的真实感漂移无定……另一方面更严酷的是,在中国的社会改革语境中,在急剧裂变的社会分层之间迅速失去共同的生存意识,相互仇视多于相互认同,骄奢之势与暴戾之气恶性循环。以上两个方面的状况,一个是生产力与大众商业的急速发展所引,一个是社会的普遍裂变所致,不能用什么个人的法律道德观念予以解释,也无法单纯地以严刑峻法的法制利器予以解决。
这样一来,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时时刻刻都充满了受害的风险,所谓的后犯罪现场,首先指的就是这样一种社会状况,其中的犯罪行为的突发性、普遍性、多样性和互动性成为常态。单纯的法治只能尽可能地打击犯罪而无法取消犯罪,后犯罪时代首先需要的是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救治,首先需要的是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而不是法学。只有在以正义与公平为原则的基础上的社会疗治才能打破困局,在这种疗治中社会各阶级重新学会尊重自己和他人的身份,学会宽容、认同,鄙视堕落。后犯罪学要学会洞察社会的内心和人的灵魂,学会区分,学会为受害者和犯罪人辩护。
但是,在一切以消费为中心的时代,文化的建构如何才能在后犯罪问题上有所作为呢?需要什么样的观念和行为才能使消费时代的后犯罪性得以遏制?
莫里森先是在短短的“前言”中谈到了许多复杂的、富有挑战性的问题,然后在正文中对这些问题展开丰富和深入的分析。我试图循着莫里森的思路谈一点对这些问题的认识。
第一,关于自我控制是解释犯罪的核心问题。有学者以个人所具有的不同程度的控制力来解释犯罪,这无疑有一定说服力,但莫里森认为事情要复杂得多。最为吊诡的是,“许多犯罪就是个人企图制造控制的神圣时刻,寻找途径以使自我在明显地不具备权力和控制的时候行使权力和控制”。这是什么意思呢?莫里森解释说,现代性(一种自启蒙运动以来成为历史进程和人类生活主宰的模糊概念与真实力量)的时代和生活要求个人是具有自我控制能力的、可以应对越来越复杂和分化的社会结构对于人的各种期待的,但这种理想恰好需要有对于个人而言的生产资本才能实现;于是那些“拥有大额资本的人会取得成功”,而下层阶级则越来越屈从于监视和压迫。这样,在我的理解中,可以把这个问题更清晰地引申为:社会犯罪问题与社会是否能够公平地以社会生产力所达到的程度为每个成员提供实质性的自由以获取基本的“可行能力”——按照阿马蒂亚·森的说法,就是免受生活困苦和实现政治权益的能力(参阅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第二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二年版)——紧密相关。只有在满足了这种“可行能力”的基础上,自我控制才会成为普法教育中有意义的命题。莫里森在正文中问道:“如果众多的群体得不到生活的权利;如果他们不能行使自己的权力意志,为什么他们还要抑制自己,不去诉诸暴力呢?不去欺骗呢?不去剥夺呢?”接着是这样一个问题:权利的不平等必然导致对权利侵犯的平等,从而导致人人陷入一场普遍的战争。莫里森在这里引用了尼采的论述,我的直白理解是,正是社会上管理者和富人对穷人权利的联手侵犯或忽视使穷人获得了侵犯权利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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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7年第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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