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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论述香港


□ 杨立青

  前不久“出差”到香港,再一次感受到香港的物质力量对我的“包围与压迫”。那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力量:从密集而高耸入云的楼层,到商铺里琳琅满目的商品陈列,再到滚滚人流,人走在香港狭小的街道上,在感觉到渺小的同时也让人“不安”——我的一位同事甚至用“恐慌”来形容他在香港的体验。最近,某学者因为说香港是“文化沙漠”而遭到了一些网民的猛烈抨击,其中一位说:“我们听香港的流行歌,看香港的电影长大,如果没有香港的文化,我们的青年时代将一片空白!”另外一位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文化,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怎么能说香港没文化?”香港本身是异常复杂的,因此对它的论述与分析也应是复杂的。另外,重要的问题还在于,论述香港的主语是谁,是值得认真追问与细加辨析的。这也是本文题目之所以在“我们”之上加引号的原因之一。
  追问香港论述的主语是谁,原因还来自一些生活事例的触动。比如以前看中国国家足球队与香港足球队的比赛,我注意到国内的体育评论员在解说时,往往会说“我们中国队如何”、“香港队如何”。在这里,香港队成为了中国队的对手,在相当意义上也即成为了“我们”(解说者与国内观众)的客体,即便不是这样,在“我们”与香港之间起码也是做了区分的。由于主体位置的设定不同,其观察的立场与角度肯定有异——这是显而易见的。我不知道香港媒体在转播类似赛事时的情形是怎样的,但其中的微妙差别(相信一定是有的)将是很有意思的。
  之所以要讲述这样的一个例子,是因为要介绍一本书——《香港文学@文化研究》。这是一本主要由香港学者撰写的香港研究合集,厚厚的一大本,按照李欧梵先生在《序言》中的说法,它是“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探讨香港文学”,“可以说是集香港中青年精英学者的一时之选”。从中可以看到,香港文学与文化本身的丰饶、繁复与曲折,以及其研究所能开拓出的多元的文化空间,绝不是用一句“文化沙漠”及其所蕴涵的文化等级意识就可以打发掉的。
  香港本身的复杂性,在香港作家也斯(梁秉钧)看来,就在于香港故事的“难说”上。在《香港的故事:为什么这么难说?》一文中,他说:“每个人都在说,说一个不同的故事。到头来,我们惟一可以肯定的,是那些不同的故事,不一定告诉我们关于香港的事,而是告诉了我们那个说故事的人,告诉了我们他站在什么位置说话。”在他看来,香港故事之所以难说,是因为“我们的想法和说法是多么容易被其他观点和声音所吞没”,香港的存在只为有关全球资本主义的跨国企业和有关中国性问题,因而常常是被殖民的“无身份”。他以王家卫的电影《阿飞正传》的“故事性不强”等为例,探讨了“小城(是否)无故事”的问题。在他看来,这部电影的“无故事或故事情节淡化”,既暗合了香港当时一些电影、小说、戏剧等叙述性作品的一种共同倾向,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外来者过于随便地“大写”香港的离奇故事的反抗:“她被人代表了,说了她的故事,变成没有一个声音去说自己的故事。”而《阿飞正传》的出现,“在逃离大故事,选择‘无故事’或者‘小故事’这方面……是不是也显示了他们对一些压倒性伟大叙述、政治文化经济上的一些精心经营的‘剧本’抱着怀疑的态度呢?”也斯此文,以及其中朦朦胧胧的香港主体性意识,提醒我们“大话”以外的“小说”的重要性。
  事实上,在以不同的文学与文化方式论述香港的不同的“我们”当中,相当一部分就是“外来者”,比如众所周知的张爱玲。也就是说,论述香港的“我们”这一复数指称本身是个复杂、松散甚至分裂的主语,“香港人”本身也是一个不断流动的模糊概念,因此不能被本质化与总体化。具体到所谓“香港文学”上,按照郑树森的说法,香港文学有狭义与广义两种,前者是指“出生或成长于香港的作家在香港写作、发表和结集的作品”,后者则包括“过港的、南来暂住又离港的、仅在台湾发展的、移民外国的”。相对于土生土长的香港作家而言,在香港文学史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和五六十年代的“南来作家”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他们对香港的书写构成了论述香港的重要组成部分。张美君的《流徙与家国想像:五六十年代香港文学中的国族认同》一文,通过探讨南来作家“一九四九年以后冷战时期香港文化中的国族认同”,指出其中流露出来的“难民/流民的浮世过客的心态”,揭开了五六十年代香港故事的序曲。但与这种“南来想像中的浪漫北国往往是作家排拒香港这南方小岛的手段”不同,在王宏志的《叶灵凤的香港故事》中,对于同样是南来作家的叶灵凤(自一九三八年抵港之后,一直到去世,他在香港度过了四十多年的漫长岁月)而言,一方面,在大陆许多成名作家居港几十年却始终抱着“过客”心态、笔触几乎没有涉及香港的时候,他却早在四十年代便开始搜集香港史地的资料(如《香港方物志》、《香江旧事》等),专门地从事有关香港的论述(包括对英国殖民罪行的批判),以此方式来建构香港与中国大陆的文化联系;另一方面,他也对英国殖民地香港产生一种归属感,不自觉间浮现出一种对西方文化及价值观的认同与赞许。“爱国文人”的民族主义思想与他在洋场(上海与香港)和洋书中所接受到的一些西方理念,就这样不时在他笔下的香港故事中展现出矛盾与冲突,比如他本着为香港“正名”并使之与中国本源接近的目的,探索“香港”名称的由来,却又不得不在讲述中承认,是英国人最早催生了“香港”的出现并将之“带入清廷的视阈”。而在王宏志看来,自身复杂矛盾的叶灵凤,正是述说复杂矛盾的香港殖民地史的最佳人选:在其笔下,“‘香港’就这样糊里糊涂、将错就错的‘诞生’了”(叶灵凤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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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5年第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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