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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乐歌与体育


□ 李 静

  一八九五年三月,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原强》一文。他根据达尔文和斯宾塞的学说,提出一个国家的强弱存亡,决定于那个国家国民的“血气体力之强”、“聪明智虑之强”以及“德行仁义之强”——即国民“力”、“智”、“德”三素质的高下。严复因此认为救国的根本办法在于“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他以一种崭新的社会有机论,将个人与国家的生存、富强联系在一起。
  随着国家主义在近代的传播,每一个人都被定义为国家的公民,对国家既享受权利又承担义务,“今日之战争,国民全体之战争,而非一人一姓之战争也。其胜也,国民享其利;其败也,国民受其祸,非于国民以外别有物焉”(百里译稿:《军国民之教育》)。因此,为了能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格局中生存下来,每个公民都需要以“尚武”精神武装自己。被尊称为“学堂乐歌之父”的沈心工创作的乐歌《小学生》即表达了此意:“小学生小学生,须有好精神。体操也,运动也,处处要勤奋,须晓得我与他邦必有大战争。身体强壮可争胜。勉哉,小学生。”以“救亡图存”为目标,每个公民的身体已经不再只属于个人,而是承担着保家卫国的义务:“且夫组成今日之国家而为对外竞争之单位者何,个人是也。个人之业务无论其为文为武,于自己国家社会之地位,并自己国家社会立于世界上之地位,不可不为适当之觉知。苟有此觉知,则虽不为军人者,亦不可不与军人有同样之觉悟。此军国民之说所由起也。”(日人建部氏著,定生译:《尚武论》)
  “军国民主义”的提法源自近代的日本,指的是在国民教育中加入有关爱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内容。蔡锷在《军国民篇》中对此有过描述:“吾尝检译日本小学读本,全籍多蓄爱国尊皇之义,而于中日海陆战争之事迹尤加详焉。其用意所在,盖欲养成其军人性质于不知不觉之中耳。夫图画一课末艺也,而有战舰、炮弹、枪炮等幅,其用心之微,固非野蛮诸邦国所得而知之矣。”这样一种教育理念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留日的中国学生。因此,有人极力主张“自精神上言之,则凡社会上一切之组织,皆当以军事法律布置之”。而“学校者,国民之制造所也”,因此,应该“扩充军人教育于学校也”(百里译稿:《军国民之教育》)。
  其实,早在一八九七年,梁启超就曾在《变法通议·论幼学》中介绍西方国家教育幼童“必习体操,强其筋骨,且使人人可为兵也”。不过,此后他并未就此展开论述。所以直到国人大量留学日本的时候,以“军国民主义”指导学校教育才逐渐成为晚清有识之士的共识:“中小学校教师,宜授生徒以军事教育,唤起其尚武精神,而养成国民皆兵之资格。若能采斯巴达遗义,以军队纪律,部勒学校团体,其法尤妙。”(《军事思想普及于国民之方法手段》)有人甚至认为,因为教育与练兵为中国当时最急需的两件事情,所以可以合二为一:“凡属普通学堂,都应该兼设测算、绘图、体操、军歌等课程。”(《普通学校宜兼课兵学说》)受此风气的影响,一九○六年,清政府颁布《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其中提出的五点教育宗旨中就有“尚武”一条。
  近代国人对“身体”的关注,深刻地影响了近代学校的音乐教育。旅日国人对日本学校音乐教育中的“尚武”风格印象深刻。如项文瑞就在《东游日记》中记录了他观摩日本学校唱歌课的感受:“歌声十分雄壮,十分齐一,其气远吞洲洋,令人生畏。余心大为感动,毛骨悚然,不料海外鼓铸人才乃至若此。”蔡锷在提倡“军国民主义”时也提到:“日本自维新以来,一切音乐,皆模法泰西,而唱歌则为学校功课之一。然即非军歌军乐,亦莫不含有爱国尚武之意。听闻之余,自可奋发精神于不知不觉之中。”《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中对音乐课的要求是:“恭辑国朝之武工战事演为诗歌,其后先死绥诸臣尤宜鼓吹扬,以励其百折不回视死如归之志。”后来,更是要求“乐歌宜注重军歌,以唤起其从军乐之真趣”。不过,晚清政府的教育决策常常大大晚于实际的学校教育。近代的学校音乐课本中早就充盈着传达“尚武”精神的歌曲。
  更为重要的是,近代“军国民主义”在学校的推广还促进了近代的音乐工作与发展体育运动的结盟,“养性情而助体育,尤莫善于唱歌”(吹万:《幼稚唱歌》)。虽然晚清的许多人常常将音乐与体育对举,认为体育塑造身体,音乐塑造精神,“乐歌为体育之一端,与体操并重。体操以体力发见精神、充贯血气、强身之本,而神定气果,心因以壮,志因以立焉。乐歌以音响、节奏发育精神;以歌词令其舞蹈肖像,运动筋脉;以歌意发其一唱三叹之感情。盖关系于国民忠爱思想者,如影随形。此化育之宗也”。但是近代“军国民主义”的提出协调了“身体”与“精神”,勾连了“体育”与“音乐”,“体操发达其表,乐歌发达其里。强健四肢莫善体操;畅舒四体莫善乐歌。盖必二者相济为用,而后体育乃全”(《湖南蒙养院教科说略》)。
  近代最初的体育课是在教会学校和清政府设置的军工军校中诞生的。清政府屡屡惨败于外族的事实,使最初的开明官吏认为,朝廷应该在军队使用的器械上大加改造,应该购买外国的坚船利炮,并设立兵工厂学习自己制造,才能重新找回清政府的强大。以此为目的,晚清政府先后创建了许多军事学校和以学习制造武器装备为目的的兵工学校,如福建船政学堂(一八六六)、天津水师学堂(一八八○)、天津武备学堂(一八八五)、广东水陆师学堂(一八八七)、湖北武备学堂(一八九五)、南京陆军学堂(一八九五)等。这些学校由于其特殊的军事背景,所以在课程设置上带有很强的军事色彩。而其中就有从军队操练演化而来的体育课。不过,由于当时聘请的教员多为外国人,因此军事操练也多是“洋操”。例如,《江南水师学堂简明章程》就规定:“两项学生每日傍晚放学后,均由赴习艺场操习泰西跳跃攀跻各种武艺以壮筋骨。”而且,当时教会学校也在中国的土地上广泛设立,所以西方式的体育教育逐渐流行开来,如《格致汇编》上就有文章说明体育锻炼的好处:“法国有大书院,专讲武事。内有一门,教人操练身体之力。每人操练之事,记录簿内。查半年内之各数,知有三要事:一、人身之力所增之数,为百分之十五至十七分间,有二十五分至三十分者。二、肺能吸空气之数,每一百分能增十六至二十分。三、身体之重,每一百分增六分至七分为中数,间有增十分至十五分者。唯身之体积见小,从此知肌肉与筋增多,则全身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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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9年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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